清代将各行政管理岗位的性质定为“官”和“差”两种，官是指有具体品级的官衔，比如各省总督、巡抚、知府等；差是指办理特殊事务的工作，如钦差大臣、提督学政、江南各织造等，他们以原衔办差，级别不定。

在众多的“差”中，各关税的监督被公认为“肥缺”，一年一任，别看时间不长，但只要干上一任，后半辈子基本是衣食无忧了。所以这个差事十分抢手，朝廷为此采取了抽签任命的办法。

关税征收，古代称为榷关，即设关征收商品过税。清代，凡是过关的商品税，分掌于户部、工部。有的关为了减少矛盾、提高行政效率，为户、工二部合设。乾隆时期全国共有50余个关，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设置洋关，至清末共有110余个。

清初时期，各关监督或派京官，或由督抚委派所属的道员、知府征收，有的还以织造、盐政等兼管。由京官派任的监督，或称关差，每关一人，一年更代，带其原职官之衔、品级。

顺治朝，关差仅派户部、工部的司官。康熙元年，选用司官的范围扩大到六部。康熙二十三年，京官关差之选，由六部扩大到中央其他衙门，并根据应选官员之数，划分各衙门之间的比例，以“均分差遣”。

关差因为是“肥缺”，顺治年间即定京差税关监督一年更代，而且实行“论俸掣签”制，即按照实际任职年资进行抽签。其目的是为了利益均沾、公平分配。不过，朝廷又明显优待满洲尤其是内务府皇家包衣人员。

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康熙三十年覆准：在京内外共关差二十六处，左右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古北口、潘桃口六处，不差汉官。崇文门等二十差，应差各部院衙门满、汉官，将多寡数目计算匀差，内务府官照作二分，汉官作二分，各部院衙门满洲、蒙古、汉军司官及笔帖式，按八旗作八分，每次将俸深官各咨取二人，公同掣签差遣。”

掣签是为了保证公平，避免私授。但掣签也有其弊端，不考虑官员才德。雍正年间曾改为各部门堂官保送，而保送又难免徇私。乾隆四十五年下旨，已充任过关差者，必须十年后才能再次保送。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上谕：“向来各部院司员，保送三库、税差、钱局、坐粮厅等项，每有将曾经得差人员，未隔数年，复行保送者。不知在京满汉司员人数本多，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若出差太久，复予保送，则从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后保送此等差使之员，着于十年后方准再送。”

乾隆皇帝的这道上谕读来意味深长，他明说这是“得项较优之差”，官员们应该“均沾普及”，实际上也就是默认每个关差在任职的一年中可以捞取一些额外收入。因而每每有被派为关差者，家内视为大喜，亲朋好友也会前来祝贺。

为何担任关差就能堂而皇之地捞钱呢，而且皇帝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来，关税并不像田赋那样直接掌于地方各省，由户部和皇帝直接掌握。上交税额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没有固定的数量，商品过关量的无定性决定了征税的无定性，为征税者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关税监督是中央所派，并无上司监管，又远离京师，且一年一更换，营私舞弊严重。这个弊端清代几个皇帝都很重视，于是出台了一个办法，就是实行“三年比较法”。以三年为期，与上一届三年进行比较，如果有亏欠便要追究责任。

可是这个办法也有弊端，造成了各税关横征暴敛，出现了苛征的问题。到了嘉庆时期，三年比较法被取消，改为固定税额，但效果也很一般。

关税征收的弊端之所以长期存在，与征税的无定性、税则的复杂性、设置的主观随意性有关，存在很多可以上下其手、营私的机会和漏洞。咸丰以后，逐渐采取西方管理办法，下设机构细致，但又受到外国控制，自主权严重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