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初期，太祖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实施了多项加强对地方官员管控的政策。这一制度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使得中央政权能够有效掌控地方大员。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未发生地方势力与中央朝廷相抗衡的局面。

与明代相比，清代在中央集权方面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效。伴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强化和朝廷权威的持续巩固，地方督抚已无法对中央政府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这种政治格局的确立，使得清代的统治体系呈现出高度统一和稳定的特征。

在选拔封疆大吏时，历代帝王都极其谨慎，其基本准则为"非心腹不可任用"。鉴于清朝疆域辽阔，某些省份的特殊性使得统治者难以完全信任。在全国设置的八大总督职位中，通常有三个总督的人选需要经过严格筛选和慎重考虑。

【第一个是陕甘总督】

在康熙帝成功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后，清朝将军事战略重心转向西北地区。新疆、西藏、青海等区域自康熙时期至乾隆中期，始终处于战事频发的状态。这些地区爆发的战争均以大规模军团作战为特征，成为当时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

在清朝康雍乾时期，统治者的主要军事目标集中在对蒙古准噶尔部的征讨，同时兼顾平定回部叛乱与确保西藏地区的完整。其中，针对准噶尔部的军事行动尤为持久，这场统一新疆的战役前后持续近百年，不仅成为清朝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战争，也是耗费国力最为巨大的军事行动。

作为西北地区的战略要地，陕甘在军事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平定三藩之乱以来，该地区的绿营驻军规模始终位居全国首位。值得注意的是，陕甘绿营不仅拥有庞大的兵力规模，更因历经长达百年的实战锤炼，其作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

根据清代军事制度，绿营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总督管辖，这使得陕甘总督的职位具有特殊重要性。根据御史衙门提供的统计数据，陕甘行省驻扎的绿营官兵数量约为9万，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绿营总兵力的六分之一。

从官员选拔的角度分析，虽然清朝各省总督职位并未明确规定满汉之分，但陕甘总督一职在历史上基本由旗人担任，汉族官员极为罕见。这种情况表明，陕甘总督实质上已成为专属于旗人的职位。

鉴于陕甘总督这一职位的战略重要性，清廷统治者始终将其视为满洲贵族的专属职务。即便在战事频繁的动荡时期，来自蒙古草原和青海地区的叛乱部族首领，也纷纷将陕甘总督作为重点拉拢对象。这一现象充分体现了该职位在西北边疆治理中的关键地位。

假设陕甘总督发动叛变，凭借其掌控的十万军队，完全具备横扫中原的实力。即便无法直捣京师，其造成的破坏程度也足以与三藩之乱相提并论。正因如此，这一职位的人选必须经过皇帝严格筛选，唯有其最为信任的心腹方可担任。

【第二个是四川总督】

四川与陕甘接壤，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每当西北发生战事，陕甘和四川的行政建制便会进行调整。三省时常合并管辖，其最高长官的称谓也随之变化，或称为川陕总督，或由陕甘总督兼任四川事务，这种行政整合现象屡见不鲜。

《乾隆十三年》期间，因金川战事需要，朝廷特设四川总督专职，并赋予其巡抚职权。自清朝建立至《乾隆五十八年》前，四川总督职位均由旗人担任，之后逐渐向汉族官员开放。这一演变过程表明，四川总督职位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准旗缺"。

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四川地区的大小金川叛乱在历代统治者心中埋下了深刻的警惕。正因如此，四川总督的核心职责便集中于对辖区内少数民族潜在动乱的预防与控制。这一行政职能的设置，直接源于历史上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尤其是对中央政权构成的持续威胁。

清廷为强化四川总督的权力配置，采取了两项特殊措施：其一，赋予其巡抚职衔；其二，令提督与总督同驻成都。这种行政设置在清代地方治理体系中属于特例，是各省中绝无仅有的制度安排。

皇帝心中还存在着另一重担忧。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其地形特征正如《蜀道难》所言"难于上青天"。在封建社会的交通条件下，中原军队想要进入四川地区面临着极大的阻碍，若不具备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几乎难以成功实现这一目标。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成都曾作为刘备觊觎中原的战略要地，安史之乱期间更是成为唐玄宗的避难之所。这些历史事件充分表明，四川地区具有形成割据政权的潜在风险。在当前形势下，谁能断言这片土地不会再次孕育新的地方割据势力呢？

【第三个是两广总督】

清代时期，广东和广西两省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水平上，均不及江南地区各省份。就全国八大总督的排序而言，两广总督的位次也相对偏低。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两广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实力与江南省份存在明显差距。

两广地区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其沿海地理位置。在清代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期间，即便是在国力最为强盛的乾隆时期，全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口岸也仅设在广州，这使广东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

由于广东地区与外国人交往频繁，使得当地官员对西方国家的状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然而，在传统天朝上国观念的支配下，清朝皇帝始终对官员与外国人的密切往来持保留态度。这种态度源于两个主要顾虑：一是担心过度的交往会损害大清帝国的尊严，二是忧虑官员可能因此产生崇洋媚外的倾向。

广东省凭借其繁荣的商贸活动，往往导致官员群体极易受到商人的侵蚀，从而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警惕，因为当官僚阶层与商业势力相互勾结时，必然会对整个行政体系的廉洁性造成严重损害。这种官商结盟的局面，正是君主最为担忧和竭力避免的政治隐患。

在清代，"官运通选广东"这一说法广为流传，其中"官运"并非指向仕途发展，而是特指"财运"概念。广东各级官员大多与广东十三行商人及外国商人建立密切联系，能够保持清廉、不受利益诱惑的官员实属罕见。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广东地区官商关系的特殊性质，显示出商业资本对官僚体系的深刻影响。

《两广总督》职务的任职特征显示，该职位普遍存在任期短暂、临时代理频繁的现象。据统计，总督任期大多维持在一至三年之间，鲜有连任者。值得注意的是，约半数总督并非正式任命，而是以署理身份履职。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清朝皇帝对该职位的信任度较低，随时准备进行人员更替。

在清代的督抚体系中，直隶、两江及内地诸省的总督最为朝廷所信任。这类督抚或因其治所邻近京师，便于中央直接管控；或因其辖区存在多位军政要员，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相比之下，地理位置偏远、军事经济事务繁重的省份，其总督往往难以获得皇帝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程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各省与中央的地理距离及其在帝国体系中的战略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