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遍布着形形色色的民族，这些民族不仅在文化上各具特色，语言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尤其是楚国的方言，十分引人注目。文学上所称的“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实际上是因为楚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楚方言在纪录当地风俗上，成为了一种无法替代的重要工具。

屈原的《离骚》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楚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它深刻体现了楚国的文化特质。《离骚》中大量运用楚国方言，是我们研究楚国历史与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例如其中有一句“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提到的“顾菟”或称“於菟”，正是与同时期北方方言中对“虎”的称谓相对应，彰显了语言的丰富与多元。

楚国方言的发展历程，与楚国先民的迁徙历史息息相关。最早的楚国祖先并非生于南方，他们的起源可追溯到与炎黄族群密切相关的早期中原地区。因此，在楚国的先祖漫长的南行征途上，他们从不同部族获得语言的元素，最终形成具有独特韵味的楚地方言，融汇了多种语言特色。

然而，在上古至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族群之间的方言往往存在着明显的等级之分。历史上有云：“诸候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表明各个诸侯国的语言差异以及地位高低的明显，广泛使用的“大国语言”被视为尊贵，而地方性的小国语言则显得较为低级，外族的语言更是遭到了冷落与歧视。

在那个时代，楚国的地位仿佛夹在小国与外族之间，周天子及其后来的霸主们对楚国多有怨忌与偏见。因此甚至连著名的儒家圣人孟子也对楚国的语言持否定态度，他曾直言：“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这种说法无疑加剧了对于南方及其方言的偏见，似乎所有南方的声音都被贴上了不尊重先王之道的标签。

春秋战国时期，受周天子统治影响的中原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所在的中原是天底下的中心，甚至可能以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里，其他区域则显得微不足道。相应的，南方及楚国的语言与文化也被普遍忽视甚至贬低。这时的楚国以及吴越地区的语言，常被讥讽为“鸟语”，而如今对于出土的吴越青铜器上的文字，亦被称为“鸟虫书”，足见当时文化偏见的深远影响。

然而，楚国方言与中原语言的异同之处，展现出了楚国方言本身独特的魅力。中原的语言通常较为严谨和庄重，而楚国的方言则充满了浪漫与诗意，蕴含着大量南方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屈原所引用的神话内容便源于此，展现了楚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楚国方言之美不仅可以在《离骚》中感受到，还有《越人歌》等经典作品。其中心中所表达的情感令人动容，“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如此优美的语句，除了在《诗经》中能找到类似的篇章，便是在《离骚》中挥洒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上古时代的华美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