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湖南长沙的一个9岁小男孩顶着炽热的阳光，从长江口搭船一路前行，直奔北京而去。他怀着坚定的目标，踏上了这场艰辛的旅程。到达北京后，他没有浪费时间，立即四处询问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的住处。经过一番波折，终于，这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见到了田家英。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小男孩开口就说，毛主席是他的外公，而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母亲“洗清冤屈”。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亲自接见了他。在一番交流后，主席不仅答应了小男孩的请求，还特别安排人送他回了长沙，并在临别时赠予他100元钱，叮嘱他好好读书。

那么，这个9岁的小男孩与毛主席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要千里迢迢来北京找毛主席认亲呢？

这个孤身一人前来北京寻找毛主席的小男孩叫宋阳正，他的母亲是陈国生。母子二人一直生活在湖南长沙的一个乡村里。1950年，陈国生给在北京的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希望见毛主席并希望得到工作安排的愿望。

之所以写信给毛主席，陈国生认为从辈分上讲，她应该称毛主席为“舅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舅亲大”是非常讲究的，舅舅帮助外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陈国生的信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信中，主席确认了她外甥女的身份，但未能满足她请求工作安排的愿望。收到回信后，陈国生十分激动，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更加出乎她的预料。

不久后，陈国生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邀请她到北京中南海叙旧。1951年，陈国生终于亲眼见到了久仰的“舅舅”毛主席。当她看到毛主席亲切的面容时，紧张的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在与毛主席聊了些家常后，毛主席热情地安排她在北京待了几天，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温和亲切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她的心里。

回到长沙后，陈国生去北京见毛主席的事很快成为村里的谈资。街坊邻居纷纷围到她家，询问她是否真见到了毛主席。面对这些好奇的目光，陈国生拿出了毛主席亲自写给她的回信，并且详细讲述了自己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经过。村里的人看了信后，开始纷纷相信陈国生的故事。更有甚者，有人请求她再详细讲一讲毛主席的事情。此后，陈国生一家在村里受到了更多的尊敬。

然而，事情并没有持续太久，村里的舆论很快发生了转变。有传言说，陈国生根本没有去过北京，她手中的毛主席亲笔信是假的，还有人怀疑她并非毛主席的外甥女，理由是她从未展示过与毛主席的合影。这个流言像野火般蔓延，陈国生无法辩驳，因为她并没有与毛主席合影的照片。当时她去北京时匆忙离开，尽管接到过合影的通知，但因时间紧迫未能完成。于是，她只能拿出毛主席的亲笔信辩解，但随着信件被质疑为伪造，陈国生成了村里嘲笑的对象，甚至被称为“政治大骗子”。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陈国生心情沉重，而她9岁的儿子宋阳正却愤愤不平。当他看到母亲因委屈而泪水涟涟时，他决定亲自去北京，向毛主席说明母亲的“冤屈”。于是，这个年仅九岁的男孩暗下决心，要亲自为母亲“洗清冤屈”。

从那时起，宋阳正便开始耐心等待着去北京的机会。他甚至偷偷攒了半年的零花钱，计划用这些钱购买去北京的车票。陈国生起初并未对此过多关注，她认为一个9岁的孩子不可能自己去北京。但没过多久，宋阳正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

一天，陈国生在家忙碌时，让宋阳正去储蓄所取钱。宋阳正一听，意识到这是他去北京的机会。于是，他匆匆跑进屋里，把积攒的零钱塞进衣袋里，穿好衣服飞快地冲出了家门。陈国生本以为他只是去取钱，没想到孩子竟然换上衣服匆忙离开，心里多少有些疑惑。但她没有多想。然而，宋阳正的目标并非储蓄所，而是偷偷跑到北京去。

直到傍晚，陈国生依旧没有看到儿子回家，开始感到不安。她赶紧去储蓄所询问，却得知宋阳正早已取过钱，之后没有回家。焦虑不安的陈国生开始四处寻找儿子的踪迹。就在她一筹莫展时，宋阳正已经悄悄混进了准备出发的解放军家属队伍，并顺利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

此时，陈国生毫不知情，仍旧在长沙各处寻找儿子。天热得异常，陈国生担心儿子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她甚至请来打捞队寻找，但始终没有消息。与此同时，宋阳正已经搭上了去武汉的船，继续向北京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