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后来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骊?，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就是《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偃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

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

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