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戴笠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亲信之一,也是国民党军统局里最传奇的人物之一。戴笠出生在浙江省的一个县城,曾做过小学教师,并考过黄埔军校,但从未参战。然而,他却能在国民党的军事情报部门,升任为局长,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戴笠领导着情报人员成功破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电文,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国际情报界的广泛声誉。然而,命运多舛,戴笠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戴笠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戴善武,他是戴笠与妻子毛丛秀所生。 戴善武不学无术,25岁便加入了军统,最终晋升为国民党少将。1949年,戴善武在逃往台湾途中被捕,1951年被押回江山县受审,并被判死刑。作为戴笠唯一的儿子,社会上许多人以为戴家断绝了血脉,但事实上,戴善武死时已36岁,且已经结婚生子。 戴善武的妻子是郑锡英,他们有五个孩子,分别是大儿子戴以宽、二儿子戴以宏、三儿子戴以昶、大女儿戴眉曼和小女儿戴璐璐。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一个月,戴善武的祖母蓝氏去世,毛人凤趁机到江山县探望戴善武。两人谈到国内政治时,均认为国民党已无翻盘之力。其实,早在前一年,很多国民党高层已经开始把家人送往台湾。 毛人凤离开后,戴善武迅速召集家人收拾行李,准备经仙霞岭前往福建蒲城县,再通过军统的办事处前往福州,最终乘船逃往台湾。没想到,他们刚到蒲城县时,恰逢当地解放,戴善武一家没能等到军统的接应,反而被逃亡的国民党士兵洗劫,失去了大半的财物。更糟糕的是,在抢劫过程中,搬运财物的挑夫慌乱中逃跑,闹出的动静引起了解放军的注意,戴善武一家身份曝光。 为了逃命,戴善武不得不丢下妻子孩子,独自逃脱。然而,他很快就被抓捕。在县公安局审问时,戴善武坚决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他越狱并联系了地方特务,藏身在山中土匪窝里。两个月后,戴善武派一名老农去城里买报纸,结果暴露了行踪,他再次被捕,最终在1951年1月30日被执行死刑。 戴善武被捕至死期间,他的妻儿一直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受到特务家属的歧视。戴善武死后,毛人凤派了一名特务陆秉章去接戴善武的妻子和孩子们逃往台湾。戴善武的小女儿戴璐璐已经夭折,郑锡英带着大儿子戴以宽和三儿子戴以昶逃往台湾,而二儿子戴以宏却因身份证被冒名顶替无法出境,最后被交给潜伏特务陆秉章照顾。戴善武的大女儿戴眉曼因为是女孩,被母亲视作累赘,送给了当地的一户农民。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戴家子女不同的命运。戴善武的两位儿子,戴以宽和戴以昶,随母亲郑锡英一起逃到台湾。由于戴善武在福建被捕时,大部分家财已被国民党士兵劫掠,剩余的财产也几乎被没收,郑锡英带着儿子们几乎是净身逃亡台湾。到台湾后,他们一家三口依赖国民党政府提供的抚恤金生活,生活并不富裕。 戴笠和戴善武父子向来不爱读书,戴笠自幼因为母亲的宠爱,导致他懒散成性。戴善武从小也是含着金汤匙长大,后来中学未毕业便辍学。戴以宽和戴以昶来到台湾后,生活并不轻松,台湾当时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为了生存,他们两人都很努力读书。戴以宽在台湾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出国留学,并在美国成为企业高管;戴以昶则毕业于东吴大学,后来从事商业工作。 相比之下,留在大陆的二儿子戴以宏和大女儿戴眉曼的命运截然不同。戴以宏被陆秉章接走后,三年后陆秉章被揭穿身份,被捕入狱。陆秉章的妻子把戴以宏送进了孤儿院,那里生活条件虽然较好,但戴以宏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戴以宏在孤儿院度过了童年,直到十六岁才被安排进棉纺厂工作。后来,戴以宏报名参加了国家的边疆建设工作,去了新疆。年后,他在新疆成家立业,并且一直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直到很多年后才得知。 戴笠的大女儿戴眉曼被送给了一户姓廖的农民,改名为廖秋英。她的养父母口风不严,戴眉曼的身份很快被当地人知道。戴眉曼长得像母亲,温婉端庄,但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在感情方面并不顺利。尽管许多人忌讳她的出身,但当地的相关部门对她十分关心。在地方干部的帮助下,戴眉曼最终找到了心仪的爱人——上饶一家汽车厂的修理工谢培流。 七十年代中期,戴眉曼与丈夫移居上饶,并在当地找到了工作。后来工厂倒闭,她选择回归家庭,和丈夫一起抚养二男一女,过着平静的生活。1980年代末,随着两岸恢复通信,郑锡英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1991年,戴以宏和戴眉曼赴台与母亲郑锡英重逢。 总结来说,戴笠虽曾在抗战中有过微小的贡献,但他依然是蒋介石手下冷酷无情的执行者。戴善武的死,不是因为他是戴笠的儿子,而是由于他参与了杀害地下党成员华春荣的事件。尽管如此,戴善武死后,他的妻儿并未受到任何报复。戴以宏和戴眉曼都在新中国的关怀下,得以成长为健康、快乐的普通人。两人后来重返台湾时,郑锡英对女儿的忽视表达了歉意,戴眉曼则淡然回应:我理解你,一切都是历史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