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晋灭亡之后，随着皇室成员的南逃，经历过八王之乱的司马睿最终抵达江东。江东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原战火，得到了相对的安宁。307年，司马睿来到建康并获得了当地世族的支持，东晋政权便在这里正式建立。同时，众多北方的世族和皇室宗亲也纷纷迁徙至南方，历史上称之为“衣冠南渡”。

317年，东晋政权正式成立，采用了大量世族政治模式，也就是常提到的门阀政治。尽管北方的威胁依然没有消失，司马睿及其王氏集团一方面稳固江南政权，另一方面却并无北伐或收复失地的意图。他们在南方的安稳政治，给人们留下了“偏安江南”的印象。特别是司马睿，他只希望安稳治理南方，从不考虑北伐。

然而，东晋在其存在期间，实际上进行过不少北伐行动，这表明东晋政权并非一个只顾偏安江南的朝廷。司马睿在其即位之初，曾有一次关于称帝的讨论。当时的大臣周嵩上书劝告他要整顿军队，准备北伐以收复失地，再正式称帝。周嵩的忠告直言不讳，虽然严厉，却直击问题的本质。而大臣熊远也支持北伐，认为不北伐是朝廷的失职。然而，司马睿对此心不在焉，不仅对北伐不感兴趣，甚至将主张北伐的官员流放并排斥。

为什么那么多东晋的大臣主张北伐呢？首先，像祖逖这样的大人物，深知晋朝必须恢复失地。他是北方的一个大世族，在八王之乱后带兵南下，被任命为徐州刺史。祖逖认为，时至今日，北方战乱不断，百姓疾苦，正是晋朝重新北伐、恢复中原的时候。于是，祖逖带着全家请求朝廷派兵北伐。

第二种类型是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世族，他们主张北伐，往往是为了扩展自己的权力，甚至借此机会清除异己。例如桓温、姚襄等人，就属于这类人物。

当时，南方的世族与北方世族之间矛盾重重。司马睿起初凭借南方的大家族支持稳定政权，后来又依靠北方的世族力量对抗其他势力。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派系斗争，东晋多次尝试北伐。

提到祖逖，大家应该都能联想到成语“闻鸡起舞”，他为北伐做出的努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司马睿心不在北伐，但由于祖逖的家族背景和坚定决心，他最终得到了任命，被封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然而，司马睿只给予了他千人的兵员和有限的粮草。祖逖不仅要自己筹措铠甲和武器，甚至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北上，誓言要收复中原。

祖逖一路北伐，带领两千人组成的军队成功地招募了流民，保住了江淮地区，最终挺进河北。当时，前赵与后赵处于激烈的争斗中，祖逖本想借此机会收复中原。然而，在朝廷内外的阻力以及派系的纷争中，祖逖的努力最终未能成功，甚至由于后续的内乱和前秦的压力，导致他最终忧愤致死。

祖逖死后，东晋爆发了内乱，北方几乎被后赵完全统一，襄阳一带形势更加严峻。桓宣镇守襄阳多年，艰苦抵抗。此时，庾亮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并屯兵于武昌，决心北伐收复失地。然而，朝廷推托不给支持，后赵趁机进攻，导致一场大战使东晋损失了五位将军，最终撤退。

随后的战斗并没有因此停止，谢安成为了东晋的大权重臣。他安排侄子谢玄接任兖州刺史，并组建了强大的“北府兵”来抵挡外敌。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大部分北方，逐步逼近东晋的边境。谢玄率兵与前秦作战，最终在淝水之战中，由于前秦的内部原因，东晋获得了胜利，并一度收复了部分失地，包括洛阳。

然而，就在东晋逐渐取得胜利的时候，谢安不幸去世，北伐的大计失去了领导者。司马道子认为北伐已到此为止，决定停止进一步的北伐。东晋因此在多次尝试后失去了重新统一北方的机会。

桓温自幼志向坚定，早年失去挚友庾翼后，便承载了庾翼未完成的北伐梦想。作为荆州刺史，桓温迅速破灭成汉政权，并俘获了成汉皇帝。尽管如此，朝廷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开始安排其他大臣来制衡他，这使得桓温与朝廷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在后赵混乱之际，桓温再次请求出兵北伐，然而朝廷派出的将领纷纷失利。最终，他独自带兵，决定出击前秦。桓温率领四万大军征战，成功占领了上洛，并一路突破，令前秦陷入危险境地。然而，由于补给不足，桓温最终未能完全击败前秦，导致战争失败。

尽管如此，桓温并未放弃，多次尝试北伐，甚至与前赵和前燕作战，但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桓温过于注重个人利益，导致他的北伐不仅没有为国家带来利益，反而陷入了困境。

刘裕则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年轻时因赌博欠债，后遇到贵人王谧，获得帮助后开始打拼。在东晋多次北伐失败之后，刘裕决定北上。他首先应对南燕的侵扰，越过大岘山抵达山东，并成功俘获了南燕的慕容超。随后的征战使得刘裕大获全胜，他不仅收复了山东、河南等地，还灭掉了后秦。

刘裕的北伐成功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成为东晋最成功的北伐者。但在拥有如此权力之后，刘裕却选择了叛变，最终东晋灭亡，刘宋取而代之。

从整个历史来看，东晋并非一个安于现状的政权，许多人依旧愿意为之北伐。在中国历史上，东晋的北伐次数可谓屡创纪录。

(来源：施光明《东晋北伐三论》，郑骁锋《东晋北伐:宿命的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