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自诩为清朝历史专家的人，竟然为了美化清朝，毫不顾及自己的颜面，竟然将明朝时期描绘百姓安居乐业的情景，误引并歪曲地转嫁到清朝身上，任凭历史真相被篡改。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之一，便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他引用了《醒世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并错误地声称这段话是蒲松龄用来歌颂清朝时期安宁富足生活的描述。

这其中，何炳棣犯下了几个严重的错误。首先，《醒世姻缘》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并非蒲松龄，而是西周生。西周生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籍贯以及生活年代都未能考证清楚，但学界普遍认为他应当是明朝中期的人，且比蒲松龄更早。尽管有少数人认为西周生就是蒲松龄，但这种看法并未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其次，虽然《醒世姻缘》确实包含何炳棣引用的那段文字，但其所描写的并非清朝的盛况，而是描述了明朝中期的社会状况。从原文的语境来看，这段文字显然是在描绘英宗复辟时期的社会风貌，那时连年丰收，朝廷的徭役轻微，百姓的日子安稳幸福，过着非常富庶的生活。何炳棣竟然能够将明代的歌颂之辞，错引为清朝的盛景，这种做法显然不仅是疏忽，更多的则是故意颠倒黑白。

其实，之所以何炳棣敢于做出如此荒唐的解释，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人对《醒世姻缘》这本书并不熟悉，甚至即使听说过，也不清楚它的作者是谁，内容是怎样的。由于缺乏对这本书的了解，这为他“浑水摸鱼”提供了便利。

回顾历史事实，清朝从未如《醒世姻缘》中所描绘的那般富足与安宁。相反，清朝的统治一直以沉重的赋税、苛刻的徭役以及满清军队在各地的掠夺和屠杀为特征。相关史料明确记录了许多关于清初征税过重、百姓疾苦的事例。例如，清朝初期虽然规定了免除三饷，但政策执行松懈，多个地方依然加征税负，民众的生活十分艰难。史料中提到，顺治年间不仅恢复了明朝时期的征税，甚至在顺治十八年，还增加了五百多万两的赋税。此外，山东的巡抚报告也揭示了清朝初期的土地荒芜与百姓的困苦，农民不仅面临连年赋税，还需要忍受徭役和土地荒废带来的困境。

从这些史料来看，清朝的赋税收入并未比明朝更少，反而由于清朝初期的土地耕种不足和人口锐减，征税反而更加沉重。民众的负担和痛苦可见一斑，而这样的历史背景与《醒世姻缘》所描绘的幸福安宁的社会状况完全不符。

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会有历史学者敢于如此大胆地歪曲历史事实，竟然在一本被学界视为权威的著作中，长期不被质疑。其实，这些所谓的清史专家并非无知，毕竟他们的读书量远远超过普通人，历史知识也比我们更加深厚。然而，他们的立场却已完全偏向了清朝，为了歌功颂德，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故意掩盖清朝统治下的种种暴政。

更重要的是，如果蒲松龄真有意写作长篇作品，他也绝不会去为清朝政府歌功颂德。这一点，从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便能明显看出。在这本作品中，除了许多描写狐鬼与书生恋爱的奇异故事外，蒲松龄对贪官污吏的严厉批判才是他作品的主旋律。在《王者》一篇中，他描写了义军剥皮贪官，给巡抚带来了极大的震慑；《梦狼》一篇中，描写了贪官被化为狼的恐怖结局；《鸮鸟》一篇中，直接点名批评了贪官的罪行，并通过“贪官剥皮”这一形象，表现出对腐败的愤怒。更进一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充满了对百姓疾苦的反映，尤其是在清初文字狱盛行的背景下，蒲松龄只能借助鬼怪故事来暗讽当时的贪官污吏，显示了他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抗议。

即使他在小说中使用“异史氏”这一代号，表面上看是为避讳，实际上却是在通过幻想故事隐射真实历史。正因为清朝初期官府压榨百姓、贪官横行，蒲松龄绝不可能会赞美清朝的社会状况。

更进一步，蒲松龄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也清楚表达了清朝初期的黑暗：他痛斥仕途的黑暗与公道的不彰，批评当时的腐败现象。显然，蒲松龄对清朝的态度非常清晰，他的作品不断揭露社会的不公，讽刺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因此他不可能在任何作品中歌颂清朝。

所以，毫无疑问，蒲松龄不会在任何时候为清朝政府抬轿，真正存在“精神分裂症”的，恐怕正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借助个人的主观意愿捏造历史，反倒让自己陷入了名声扫地、为人所不齿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