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年仅28岁的中共特工李时雨，成功渗透进入东北军的“剿总”指挥部，巧妙策动了大规模的警卫行动，给敌人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到1939年，李时雨换上新身份，伪装成一名普通职员，顺利进入日占区的最高法院，担任了书记官一职。凭借他的聪明才智，他甚至开着院长的轿车，悄悄运送中共的电台设备，默默为革命事业提供支持。

仅仅一年后，李时雨已跃升为陈公博的亲信，身兼多个要职，横跨政、军、法三界，权力之大甚至让他自己感到些许不安。面对中央领导的鼓励：“你尽管大胆往上爬！”他更加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加入了军统，并迅速晋升为少将。戴笠对他极为信任，直到最后一刻依旧坚信他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

刘少奇曾评价李时雨为“一人顶三师”，这句话的背后，是对李时雨卓越能力的高度认可。那么，李时雨究竟具备怎样的非凡能力呢？

1939年，汪精卫背叛了国家，投敌投降，准备通过召开伪“国民党六大”来为自己找个合法身份。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汪精卫派遣老国民党党员朱晶华前往天津挑选北方的代表。在天津，朱晶华找到熟悉的孟幻飞求助，希望能推荐一些合适的人选。然而，孟幻飞正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得知情况后，他立刻上报了组织。在组织安排下，朱晶华最终见到了李时雨。

李时雨的才华无疑给朱晶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几番交谈后，朱晶华主动提出，可以帮助李时雨伪造身份，让他参与汪伪的“六大”。这次机遇，让李时雨在会议中大放异彩，迅速被汪伪政权任命为天津党部委员，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一员。

正如我党所预测的那样，汪伪政权内部并不和谐。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虽然地位显赫，兼任“立法院院长”和“上海市市长”，但依旧不放心，始终在想着如何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势力。此时，李时雨凭借着与陈公博的亲密关系，迅速引起了陈公博的注意。

李时雨明白，陈公博讨厌那些阿谀奉承的“马屁精”，因此他始终保持真诚和独立见解。或许正是这种不拘小节的“真性情”让陈公博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其提拔为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甚至创办了《先导》杂志。

从表面来看，《先导》杂志只不过是一个宣传中立知识分子文章的刊物，然而，实际上它却成了一个掩盖地下党情报工作的秘密基地，成千上万的机密信息就在这个杂志的掩护下流通。

1942年年底，李时雨意外得知，日军与汪伪政权密谋联合策划了一项针对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清乡”计划，意图进行全面清剿。深知其严重性，李时雨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立刻采取行动。他通过熟人关系，拿到了作战计划，并将文件通过秘密渠道递交给上级。最终，这份情报大大影响了抗日力量的战略部署，极大削弱了敌军的清剿计划。

当李毅收到这份情报时，激动得忍不住拍手称赞，并表示：“这相当于我们多了一个师的兵力！”而李时雨的这一行动，成功破坏了敌人的战略意图，也让汪伪政权的高层意识到了这一系列的“倒霉”事件，实际上都是源于李时雨的巧妙行动。

因此，李时雨不仅没有引起怀疑，反而越来越受到重视。1942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相继担任军法处处长、司法处处长，权力触及政、军、法三大领域，成为了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但随着职位的提升，李时雨也感到压力倍增，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涉及敏感领域。内心的不安让他特地上报给上级，寻求指导。北方分局的领导许建国笑他想得太多，表示：“汪精卫和陈公博才是聪明过头、蠢得可笑的，你尽管大胆往上爬，不管什么部门，能进去就打入！”

听了这番话，李时雨放下心来，开始更加大胆行动。甚至在物资紧张的情况下，他也敢偷偷运输子弹和药品，为新四军提供必要的支持。

尽管外表温文尔雅，但李时雨内心果敢，早已成为一个大胆无畏的红色特工。

回溯到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李时雨深刻感受到革命的必要性。当时年仅17岁的李时雨，因参与抗议活动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这一事件却种下了革命的种子。次年，他顺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并在中共地下党员林枫的引导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7年考入北京政法大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令李时雨彻底失望，他深刻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随即加入了地下党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次年，他潜入哈尔滨，秘密组织了三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并在李大钊同志的葬礼上，担当护灵任务，展现了极高的革命素质。

1934年，李时雨顺利毕业。由于他的家乡在黑龙江，党组织决定派他潜入东北军，策动情报工作。通过与同学张学孟的关系，他成功进入了西北“剿总”第四处。此时，剿总是专门针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机构，李时雨的渗透对党来说意义重大。

刚开始，李时雨接触不到核心文件，他从与警卫人员的日常接触入手，通过与他们讨论家乡的抗日情况，不仅获取了大量情报，还成功激发了他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热情。不久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变得混乱，李时雨在上级的安排下，改变了身份，去了天津。

天津的局势同样严峻，尤其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地下工作的难度倍增。然而，李时雨依旧凭借过人的胆略，顺利进入了最高法院，并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赢得院长的赏识，获得了可供私用的豪华轿车。通过这一优势，李时雨成功地运送了中共电台设备，执行了重要的任务。

在后来的工作中，他多次借助职务上的便利，查阅文件、获取情报，并成功解救了我党同志。尽管如此，李时雨始终未被敌人发现，反而因为其表现杰出，逐渐成为了敌方的“宠儿”。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汪伪政权的独角戏也告一段落。李时雨本应功成身退，然而，军统的余详琴找到了他，邀请他加入军统。军统作为特务机构，内部人员都非常精明，想要进入并获得信任并非易事。

李时雨最终决定接受这一机会，虽然心中激动，但他表面上表现得非常镇定，表示自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余详琴对此十分放心，并告诉李时雨：“你分明是我派来的人，跟我一起回军统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让两人心照不宣，李时雨顺利进入军统，并通过余详琴的推荐，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戴笠主动要求见李时雨，并且当面夸奖了他一番。李时雨轻描淡写地回应道：“都是戴先生领导得好！”他这一句话，带有些许的熟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