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实质无非就是增加财政，为何大家争议又那么大？
熙宁年间由赵顼与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运动，以富国强兵为号召。所施行各种经济方面的新法，有改革财政弊端的内容，如均输法；有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容，如农田水利法；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容，如免役法和免行法；也有以国家权力垄断市场、与商人夺利的内容，如青苗法和市易法；但这些新法的实质，都是利用各种手段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熙宁新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熙丰年间国家财政中的货币收入，比宋仁宗赵祯统治末年增加了六成多；元丰年间还建立了52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可见，通过熙宁新法，宋朝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短期间内财富的大量聚结，当然不可能是宋朝社会经济总量增长的结果，而主要是通过大幅增加对税款与费用征收而实现的。
按说除了扭转亏空局面，宋朝扩大财政收入的主要理由是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从而扭转对夏辽战争的不利局面。但是从变法的效果来看，熙宁变法对宋朝军事力量发展的作用并不大。
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宋朝洮河安抚使王韶攻占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宕(今甘肃宕昌)洮(今甘肃临潭)叠(今甘肃迭部)等州，招抚了河湟一带(今青海东部)的吐蕃部落30余万人，拓地2000余里。宋朝将这一地区设为熙河路，史称“熙河开边”。宋朝的这个活动控扼了西北门户，斩断了西夏的右臂，同时也激活了赵顼对西夏用兵的梦想。
元丰四年(1081)，西夏国主秉常提出向宋割地求和之议，被夏国梁太后囚禁。七月，赵顼以宦官李宪为主帅，令李宪出熙河路，外戚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宦官王中正出河东路，种谔出郝延路，分五路大军大举进攻西夏。很快，种谔、王中正、高遵裕等三军攻占米脂(今属陕西)等地后，因粮草不济等原因无法前进；刘昌祚军进逼灵州，却因高遵裕嫉功牵制，贻误战机，反被西夏决黄河水所淹；李宪攻占兰州城后，因其他各路军的失败，也接诏班师。
赵顼不甘心灵州之战的失败，接受沈括与种谔的建议，派徐禧等人到横山一带主持筑城防守事务。徐禧主张在永乐筑城，遭到沈括与种谔反对，但徐禧固执己见，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马湖峪)，赵顼赐名“银川寨”。此举为西夏边境之大患，西夏立即发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殊死搏斗，徐禧不纳守将任何建议，频失战机，导致永乐城守军全军覆没。赵顼强兵开边之梦破灭。
宋朝军事力量疲弱，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元丰年间对西夏战事之巨大代价，说明了熙宁变法在强兵方面的不成功。
熙宁变法既然不能强兵，那么富国的合理性就变得可疑。宋朝前期的财政危机，主要是豢养了庞大的常备军与官僚队伍以及巨大的对外费用引起的。在熙宁变法的规划中，并没有说明扩大财政收人的用途及这种用途的必要性、合理性，而是无条件地以“富国”为理想，引起朝政的剧烈纷争。
赵顼继位之时，宋廷上下革新图强的要求十分强烈。而赵顼、王安石这对君臣，站在效法尧舜这样的理想主义立场上，实行激烈的变法运动，在受到其他政治势力反对时，不反思变法的目的与手段，直斥反对意见为流俗。
而反变法派站在续延传统政治格局、维护官僚士大夫阶层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激烈的变法运动，进而视王安石为骚动天下之奸臣。赵顼、王安石“致尧舜”的理想主义遮蔽了宋朝社会矛盾的实质，而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道德意气，又遮蔽了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使得对变法的政策议论，流为君子与小人、流俗与奸臣的道德之争。不正视各自利益依据的道德之争是最无理性可言的，失去了讨论基础的变法纷争逐步演变为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权力之争，从而使宋朝的政治陷入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