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宫玉河

作为秦汉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其中，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闲道书院”，而且由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提学副使”亲自更名。让我们透过史料，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

明万历《平原县志·学校志·书院》记载：闲道书院，在东门外里许。先有僧欲建云龙寺。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提学副使邹善改今名，有记。有崇正堂三间，耳房二间，后厅三间，东西号舍共十间，仪门三间，大门三间。万历元年(1573)，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月分三会，给廪饩（膳食补贴)，人思兴起。

既然“有记”，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闲道书院记》所披露的信息，进一步了解“闲道书院”：闲道书院的位置在“平原县治东”，与“东门外里许”的表述大体一致。明万历《平原县志·舆地图》标注有“书院”二字，其位置确实在城东，而从仅标注“书院”而非“某某书院”可以看出，当时闲道书院属于全县“独一份”的书院。闲道书院前身，是个名号“云龙寺”的寺庙。“云龙寺”尚未建成就停工，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殊为可惜。恰好，上面提倡建立书院，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将云龙寺改为“云龙书院”。后来一位叫邹善的“提学副使”，来平原巡察督学，或是受地方官员所请，或是心有所感，遂将“云龙书院”易名为“闲道书院”并作了一个“记”，这表明“云龙书院”和“闲道书院”具有传承性。

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综合各方信息，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1573)知县王遵义顺利“招生”50人。

对于书院建设、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二：一个是知县郑金，另一个是“提学副使”邹善。

知县郑金，在明万历《平原县志·名宦》记载：“郑金，南皮人，隆庆中，由进士任。端方敏练，宿弊尽革，人不得售其奸。爱民犹子，理邑事如家事。区处合宜，不事阿媚。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弗介意也。临行，犹惓惓邑事，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穷乡下户。涕泣远送者千余人，迄今民皆思之不置。”可见，郑金为政平原，口碑甚佳。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锦上添花。

而“提学副使”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主要职责是监督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

邹善(1521-1600)，明代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山东提学副使（嘉靖四十三年任，共7年)、广东右布政使、太常寺卿等，万历年间罢官归籍，以讲学为业，著有《诸儒粹语》。邹家系安福名门望族，祖孙五代皆进士。邹善之父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弟子，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广修书院，兴办讲会。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颇有声名，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在山东为官期间，值隆庆年间，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讲学其中，致力传播王学。

邹善在《闲道书院记》“予为之记曰”后即开宗明义：“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而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今之为吾道，岂非佛老耶？闲之将如何？欲辟邪以闲，吾到岂惟明道乎？道之不明，虽日倡辟邪之说，终不可得而闲也，何也？道本于心，吾心之体，湛然至静，而足以涵天下之动。凝然至寂，而足以应天下之感。此吾道之全也。”

明万历《平原县志·艺文志》收录的诗文里，有三篇涉及“闲道书院”。三首诗的字里行间，闲道书院既有当年“云龙高栋拱城东，子产当年教化隆”的盛况，也有“月明荒馆草虫闻”的寂寥和荒凉。显然，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那么，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

明代多次禁革书院。其中，万历年间的这次是张居正搞的。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一贯持反对态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由，遂将天下64所书院，概行禁革。

从万历元年“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书院的“禁革”，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而明万历《平原县志》修书于万历庚寅年，即1590年，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