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芳、傅士仁与郝普，皆为三国时期蜀汉在荆州地区掌管要务的太守。彼时东吴大都督吕蒙突袭荆州，三人竟一一归降东吴，此举直接促成了蜀汉名将关羽于荆州的败亡。后人尊关羽为关帝，在关帝庙中便陈列出三人跪地赎罪的铜像，自此，这三位便被冠以“蜀汉三叛”的恶名。

然明代史学家李贽对此却有别样见解。他曾言：“傅士仁诚然反矣，罪当诛之。若麋芳，虽迹同士仁，实情有可原。勿因形迹相似，而一律罪之。”李贽认为麋芳投降之事尚有情可原，非可一概而论。那么，为何麋芳的投降能被视为情有可原？

麋芳家族乃东汉末年徐州巨贾世家，其兄麋竺与其妹麋夫人（刘备之妻）俱出自此门。麋氏家族世代经商，财力雄厚。东汉末年陶谦被任徐州牧后，得知麋氏兄弟富甲一方，遂礼聘二人为官。故麋竺、麋芳早年皆在徐州执掌要职。

徐州当时英才辈出，曹操麾下臧霸、孙权将领徐盛、吕岱等皆出于此地，然多为寒门出身，凭才干获重用。相比之下，麋氏兄弟的才能平平，更多依赖家产的影响力。根据《三国志》，麋竺虽善骑射，气质儒雅忠厚，但并无超群之才；麋芳则逊色于兄长。纵观三国英才，麋氏兄弟只能算中等偏下。

陶谦临终，奏请东汉朝廷令刘备继任徐州牧。刘备虽得此地，但实力微弱，兵少财贫，实乃带着关羽、张飞两名旧部“空降”而已。彼时刘备处境艰难，正值落魄之际，麋氏兄弟毅然豪赌一把。据《三国志》载，麋氏家产亿万，门客奴仆近万人。刘备接掌徐州后，麋氏兄弟即将家产捐为军资，更将妹子嫁与刘备，并奉献两千奴仆作为陪嫁。

借此，刘备得以筑基，拥有军费与一支两千余人的新军，麋氏兄弟亦成功“入股”刘备集团。麋氏此举，可谓雪中送炭，对刘备早期支持至关重要。因资助深厚，加之结为姻亲，刘备对兄弟二人礼遇非凡，麋氏在集团内部备受尊崇。

刘备获得麋氏庇护后，有了继续拼搏的资本。然曹操意图消灭刘备，首当其冲即图瓦解麋氏兄弟与刘备之情谊。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册封麋竺为嬴郡太守，册封麋芳为彭城相，均为掌控军政大权之地位。以麋氏巨富，借此可成一方诸侯。曹操以为麋氏家族利益为先，定会就范，岂料二人皆拒。

麋氏虽有政治投资刘备之嫌，但其忠诚难得。即便刘备处境低谷，被曹操穷追不舍，麋氏兄弟依旧坚定随行，未尝动摇。刘备日后入蜀，麋竺被封安汉将军，虽为杂号将军，却为集团首席百官，位列诸葛亮、关羽之上，乃集团第二号人物。麋芳亦获任南郡太守，守护荆州军需重镇，地位仅次于关羽。刘备对麋氏信任有加。

然而，麋芳最终投降东吴，却出乎刘备意料。麋芳投降缘于荆州局势之复杂，以及其与关羽不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为扩展汉中战果，发动襄樊之战。关羽水淹七军，生擒曹操大将于禁，一时威震华夏，曹操亦有迁都之意。

但胜利使关羽骄傲自负，刚愎自用，不肯与孙权联姻，且羞辱孙权使者，引怒东吴。孙权遂借机夺取荆州。东吴都督吕蒙施展示弱计策，麻痹关羽，使其抽调江陵兵力攻襄阳。关羽后方空虚，吕蒙趁虚而入。

襄樊之战中，关羽俘获于禁七军三万余人，虽为俘虏，亦需军需供养。关羽虽军需匮乏，仍坚守承诺善待降卒，致军需愈加紧张。关羽派麋芳守江陵，负责后方军需补给。麋芳负重任，实难应付战时紧急物资需求。

麋芳与关羽私交不佳，主要缘于关羽性格与立场。关羽亲寒门，疏士族，常亲近出身寒微之人，鄙视豪门贵族。麋芳出身显赫，属关羽鄙视之列，二人关系冷淡。关羽对荆州士族普遍不睦，其故也在此。

麋芳面对军需压力难以应对，关羽愤怒，以督办军需不力欲重罚麋芳，令其恐惧。加之东吴军队已围困江陵，麋芳孤城难守，救援无望，终选择投降。与傅士仁、郝普不同，麋芳坚持至最后一刻，方降东吴。

关羽之败，根本在其性格缺陷。骄傲刚愎，藐视士族，致荆州士族纷纷投降东吴。麋芳虽为叛，实因时局所逼，亦非毫无理由。任何人在那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恐难不投降。

刘备宽宏大量，虽麋芳叛变，未追究麋竺连坐，依旧礼待麋氏。麋竺因愧疚不已，不久归天。麋氏后人仍得重用，麋威、麋照皆为宫廷虎贲中郎将，足见刘备父子对麋氏信任有加。

麋芳虽被后世视为叛徒，但其对刘备曾倾家资助，且在困境中尽忠。遇关羽此类极端上司，力不能及，投降求生，亦可理解。千年之后，历史褒贬各异，惟愿今人能洞察人性之复杂，从容面对世事变迁。愿我们皆能在风雨中坚守信念，化逆境为成长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