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显

在过去的多年中，美国犯下了两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而这两个错误都源于理念和理论上的缺失，导致了严重的判断失误。

第一个错误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本应将主要力量转向对抗中国，而非继续对分裂后的俄罗斯施加压迫。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误判呢？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普遍抱有一种偏见，认为无论亚洲国家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与西方的高度相提并论。因此，直到2000年，西方对中国的最佳预测也认为，其经济总量要到2050年才能追赶上日本。这种情绪使得中国即便不崩溃，也始终看似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因而美国自然无需全力进行打压。

这一点在今天的以色列身上也有所体现：以色列曾在五次中东战争中屡次自信地宣称大获全胜，因而对周边的“野蛮民族”轻视至极。然而，风头强劲的菜岛终将成长，而在吴下的吕蒙经历了苦学之后，也能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实际上，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能够真正宣称胜利的并非以色列，而是真主党，以色列最终被迫撤出黎巴嫩。

过去，以色列在中东确实是不可一世的强者，而在近几十年间，以色列却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战争，民众也未曾历经磨练，相反，阿拉伯国家却时刻在战争中挣扎，生死相依。在战斗的能力上，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以色列。然而，美国和以色列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思维方式，并没有随着时代潮流而调整自己的认识。

因此，美国对东方国家的轻视，便是其第一个重大误判的基础所在。

第二个误判则体现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上。虽然摧毁当地政权的决策未必不对，但企图在这些国家扶植傀儡政权的做法却显得极其错误，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军事力量，还导致了惨重的后果。

为何会出现这种误判？原因在于美国误认为民主选举是一种无所不能的政治工具，其思维模式是先摧毁政权，再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一个稳定、繁荣且亲美的政权，期望这种模式不仅能成为榜样，促使他国人民仿效，也能一劳永逸地巩固全球霸权。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所展现的思维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

这种构思并非没有道理，成功的话确实能带来理想化的成果，但问题在于，此想法不过是基于幻想的空中楼阁，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民主与自由的政治体制是极其脆弱且难以建立的，它往往需要经历内战或者对内斗争而建立，或是要在威权政府的逐步改革下实现。在那些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控制地方的酋长国，强行建立民主制度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简单地说，美国若是将远东地区弄得天翻地覆，想要将这些地方变成利比亚，却幻想能够转变它们的局面，这种“民主万能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想法，构成了其第二个重大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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