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为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正确军事路线的恢复提供了关键支持，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此时，活动在湖南的红二、六军团，统一由贺龙指挥，正在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红军部队连续抗击敌人发动的疯狂进攻，并且在深入讨论和筹划更具战略意义的军事行动。

当时，许多基层连队的指战员纷纷表示，既然湖南是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桑植又是贺龙总指挥的故乡，那么就应该把精力放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湖南的革命根据地，坚决不能让这里的人民在长期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感到失望。而另一些同志则提出，不仅要全力击败敌军，还应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敌方的强硬力量，比如国民党四十一师的张振汉。此举旨在彻底打破敌人“剿灭”红二、六军团于湘西的幻想。

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许多人还是把作战区域局限在了湖南省内，然而贺龙总指挥的战略却别有打算。他决定将目标转向湖北的宣恩，而非固守湖南。这样一来，湖南的革命根据地是否会受到威胁，成为了大家心中的疑问。

在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贺龙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构想。贺老总首先指出，中央军委已经明确指示我们要利用湘鄂两省之间的敌人矛盾，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环节，打破敌军的防线。因此，贺龙提议，借鉴中央红军的灵活作战方式，采用机动战术，既能灵活周旋于敌人之间，又能在关键时刻实施歼灭。

贺龙表示，敌人试图将红二、六军团困在湘西，不值得过多担忧。现阶段，我们应趁敌人内部矛盾重重、互相为敌的时机，迅速迂回，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而如果我们出兵攻打湖北宣恩，湖南南部的敌军定会暂时停手。然而，张振汉这样的自信满满的敌将，可能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

一旦张振汉离开湖南，他的力量将大大削弱。届时，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在他进军宣恩的途中设置伏击，将其一举击破。此后，张振汉的失败必定会引起湖南其他敌军的反应，产生增援之势，而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引蛇出洞”之计。

贺老总生动形象地比喻道，这一战略就像使用强大的磁铁，把钉子一个个吸引过来，逐一击破敌人。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作战还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尾随中央红军的敌人，从而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有利局面。

贺老总最后幽默地说道：“我说的这个战法，若要找，‘孙子兵法’里找不到；若要说没有，毛主席在井冈山时也曾使用过。如今，我给它起了个新名字——‘磁铁阵’。”贺龙这一独特的战术构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高度认可，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随即，贺老总将这一作战方案详细传达给红二、六军团的各部队。根据部署，红二、六军团开始围攻湖北宣恩。在随后的几天里，红军通过派遣小部队日夜攻城，给敌人制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守卫宣恩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恐慌，他们急忙向驻扎在湖南的“六路围剿总指挥部”求救。然而，敌军的各路指挥官却互相推诿，迟迟不愿采取行动。

如贺老总所料，只有张振汉，这位桀骜不驯的敌军指挥官，终于按捺不住，带领“剿共纵队”赶往宣恩。贺老总听闻消息后，立即站在地图前，用蓝铅笔在上面画出张振汉的行进路线，并且在一个叫中堡的地方停下，随后用红铅笔标出一个圆圈，指示这里将成为红军的伏击之地。

中堡位于群山环绕之中，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利于埋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贺老总指示地方苏维埃政府散布虚假消息，使得张振汉误以为红军主力正在集中攻打宣恩，急于赶往增援。

当张振汉带着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险境，但已无法撤退，只得加速通过这片危险区域。就在张振汉以为已经脱离危险时，伏击之战突然打响，步枪、机枪和迫击炮齐齐开火，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狼狈不堪。

张振汉见状急忙跳下战马，躲到一座石桥下，紧急通过无线电请求上级援助。而贺老总则继续指挥部队，迅速在地图上标注出新的战斗计划，准备迎接张振汉的援军。

随着战斗的不断展开，红军的胜利接踵而至。在中堡一战中，红军全歼了敌军一个师及其所属一个旅，并俘虏了张振汉。紧接着，红二、六军团成功发动了板栗园伏击战，击溃了敌人的八十五师，并在芭蕉托战斗中全歼了敌军十个团。

随后，贺龙指挥的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进一步突破敌军防线，攻占津市、澧州、临澧、石门等地，并逼近常德，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有力支援。

这一系列的胜利，展示了贺老总指挥的巧妙与决策的果敢，也为后来的战略布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