皕宋楼藏本——南宋刊本《周礼》

晚清浙江归安皕宋楼藏书驰名遐迩，与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并称近代四大藏书楼。张元济早年不止一次慕名前往皕宋楼，但终未能获准一观。

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张元济共事多年的郑贞文说：“张元济和陆心源本有世谊，可能是因为张素精版本之学，亦在收购古书，引起陆的妒忌。张曾对我说，他曾两次亲到湖州访陆，欲观‘皕宋楼’藏书，都被托辞拒绝。到了陆死后，其子陆树藩（纯伯）不能保存父书。1905到1906年间，日本人岛田翰来游江南，曾数次登皕宋楼，悉发其藏，读之太息。因而决心要使全部书归日本人所有。陆树藩索价甚昂，由50万两减至25万元，终不成交。张元济闻讯，愿出5万元购买，陆树藩要求10万元，因那时商务不能筹出此数，暂从缓议，并切嘱勿售与日本人。及后张罗得款，则陆树藩竟秘密以10万元售与日本财阀岩崎男爵。”（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张元济早年留影

1984年版王绍曾先生撰《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却让事情变得略显复杂起来。王绍曾称张元济“一九〇五年以前两赴湖州访书……自从一八九四年陆心源去世后，特别关心陆氏藏书的去向。因为陆氏藏书，大都来自上海郁氏宜稼堂，其中宋元旧椠，名抄精校，张先生从未寓目，即使不能归涵芬楼所有，总想一饱眼福，可是两次去湖州，都遭到陆家的托辞拒绝。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间，日人岛田翰来华，却两次登上了皕宋楼，企图以重金收购陆氏全部藏书。由于陆树藩索价过昂，终未成交。张先生闻讯，先愿出八万元为涵芬楼收购，陆树藩要求十万元。因一时筹措不及，暂从缓议。张先生出于爱护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热情，托人劝告陆树藩，切勿售与日本人。待商务凑足十万元，陆氏却已以十一万八千元售与日本岩崎男爵。”

陆心源

陆心源之长房曾外孙徐桢基先生根据自己对王绍曾这段表述的理解，将张元济两赴皕宋楼事系于1894-1905年之间，是时陆心源已故，包括维护皕宋楼藏书在内的陆氏家族事务都由其长子陆树藩主持，那么拒绝张元济登皕宋楼观书之人就应是陆树藩而非陆心源了。徐桢基以为郑贞文所述陆心源拒张元济一事“显然是有误的，那时张元济任官北京，不可能去湖州”。而陆树藩拒张元济“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张元济前助手王绍曾先生，较为可靠”。徐桢基以此判断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新说法”，具体坐实了陆树藩究竟在哪两次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了张元济：“其前一次，是拟议捐书上海工部局之后曾有理书打包运沪之打算；其后一次，因陆树藩为救济善会事而致使捐书事耽搁，后来逐年形势变化为树藩之始料所不及，清点装乱之书不便让世交张元济所见，因而婉言拒之。”（徐桢基口述、虞云国整理《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然而“新说法”的前提，即拒张元济者为陆树藩这个判断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研读现代文献，也当讲究史源。就发表时间而言，郑文1964年即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郑文发表比王书出版的时间整整早了20年。王绍曾本人也曾明确讲张元济日本访书部分“是根据郑贞文的《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提供的资料”（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增订本馀话》）。郑贞文正是在叙述与张元济去日本访书始末一节时旁涉张两赴湖州被拒事。我们只要将郑文与王文稍加比读，就不难发现王书此段及以下数段文字其实正是以郑文为史料来源改写而成，行文措辞都是相似的，仅在售书价格方面又参考袁同礼1926年发表于《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的《清代私家藏书概略》等其他材料对郑文稍有修改补充（在王书的页下注中，袁文题目又被误作《清代藏书家考略》）。故张元济被拒登皕宋楼事，王之所述实源出于郑，而并非自己另有独立来源。

青年王绍曾

就郑贞文、王绍曾与张元济私人关系而言，王绍曾固然曾在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协助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但他初入商务印书馆时还是刚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走出校门的青年，日常工作主要受校史处负责人蒋仲茀之领导，偶有机受张元济亲炙，但直接交流其实相对有限。王在校史处工作时间甚短，从1930年7月毕业，到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遭炸毁，全厂停工，衲史校勘被迫暂时中止，王离职另谋职业，首尾仅才一年半（参王绍曾《商务印书馆校史处的回忆》）。

而郑贞文年长王绍曾二十余岁，是郑振铎的同族长辈，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的日本留学生学术社团“中华学艺社”的骨干成员，曾任该社理事长。郑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毕业后，受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物理化学部部长，从1918年至1932年长期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郑善《记郑贞文》），是商务印书馆高层职员，与张元济一度过从十分密切。1928年10月张元济赴日本访书，首站即到静嘉堂，终于在逾花甲之年获睹自青年时即念兹在兹的皕宋楼旧藏。张元济在日本停留一个半月，郑贞文全程陪同，兼做翻译，与张元济共同起居，并撰有日本访书笔记（参《郑丽生文史丛稿》），晚年整理发表了关于张元济此次访书活动最为翔实的文字记录（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郑贞文

关于张元济“任官北京”之时间，只能在其26岁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会试及第之后，而在此之前，张元济多年生活在海盐故里备考乡试、会试（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是有机会完成两次湖州之行的。考彼时境况，张元济年纪甚轻，未获功名，加上其父早逝，仅欲凭些许“世谊”叩开皕宋楼之门，却为前辈陆心源所轻，这不无可能。

综合史料源流、人物关系、时间线索来看，关于皕宋楼两拒张元济这件事的记载，郑文是“源”，王书是“流”，不宜在缺乏其他有力材料的情况下，据后者之说将前者径然否定。郑文有一定可信度和合理性，至少姑备一说。王绍曾采纳郑说为张元济立传，在剪裁叙事时稍失条理，有含糊之处，以致令徐桢基误会。（胡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