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前后生存了791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个朝代。周代所以能够成为国祚绵长的朝代，与其取得的以“人道”取代殷商“神道”的思想文明密切相关，它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人们以巨大的热情赞美“大汉文明”“大唐文明”“大清文明”，却很少见到人们赞美过“周代文明”。谈到周代的思想成就，一般只局限于东周的春秋战国，不是将周代作为一个整体去加以评价，而是将275年的西周遗漏在外。事实上，文、武、周公之道及成、康之世恰恰是周代德治文明的奠基者。在刚刚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一书中，笔者按逻辑的顺序，从20多个专题入手，全面揭示了周代思想界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独特的“启蒙”景观，为整个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地位和伟大意义正名。

《“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祁志祥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有一种成见认为，“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专利，指借用西方民主、科学、博爱、自由、个性等价值理念清除中国古代三纲五常奴隶道德的蒙昧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启蒙”。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启蒙”的原初意义指“西方近代的思潮”，“前提是西方中世纪的终结”。因此，用“启蒙”去界定周代思想界的时代特征不确。这两种观点似是而非，其错误缘于将“启蒙”的特指与一般内涵混为一谈所致。其实，“启蒙”不是外来语，古代汉语中早已有之。东汉后期应劭《风俗通义》最早使用“启蒙”一词：“每辄挫衄，亦足以袪弊而启蒙矣。”意指去除遮蔽、开发蒙昧。因此，《辞海》将“启蒙”解释为“开发蒙昧”。思想史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宇宙奥秘、真谛的认识史。这种认识有真实与荒谬、科学与蒙昧、蒙昧与启蒙之分。以此观照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演变，就会发现呈现出四次“启蒙”。针对上古至夏商流行的万物有灵、神灵至上的蒙昧思潮，周代出现了“祸福人召”“人的觉醒”的启蒙思潮；针对汉代儒学天命化、道德神学化的蒙昧思潮，魏晋南北朝产生了“自然”“适性”、解放情欲的启蒙思潮；针对隋唐宋元天理人欲势不两立的蒙昧思潮，明清出现了求真务实、回归常理的启蒙思潮；近代接过明清启蒙的接力棒，借鉴西方“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秦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束缚个性、扼杀民权的纲常伦理蒙昧思潮加以启蒙，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四次启蒙思潮。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五次启蒙思潮。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则可视为中国思想史上第六次启蒙思潮。在清除蒙昧、理性觉醒的本义上，用“启蒙”一词界定周代以“人的觉醒”祛除先前“神本”蒙昧的时代特征，是能够成立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是否可用“人的觉醒”概括周代“以人为本”的“启蒙”特征？有人认为，“人的觉醒”是对抗中世纪神学的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特指，用来指称周代思想界特征，可能不确。这实际上如同质疑“启蒙”用法者一样，以一个特指否定另一个特指，并不妥当。“人的觉醒”是与“人的迷失”相对的概念，指人的自我意识的自觉，人能够运用理性精神返观自身，对人自身的属性、作用及其在宇宙万物中的地位加以清醒的认知。“人的觉醒”并不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利。因此，李泽厚将魏晋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理性”的“人的觉醒”时代。但李泽厚只看到魏晋“人的觉醒”，没看到周代是比魏晋更早的“人的觉醒”时代，却是一个巨大的疏忽。笔者认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人的觉醒”时代，更值得人们重视。

周代“人的觉醒”，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深刻认识到“人”比“神”重要。周人揭示：“吉凶由人”“祸福人召”；“天地之性人为贵”；“惟人万物之灵”；“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宇宙万物中，“人”的地位最高贵，“人”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个人和国家的祸福。“人”不仅是天地的核心，而且是万物中的神灵。所以，无论做什么都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先”。二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诞生了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兼善恶”论；承认人性平等，“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人人都具有道心与情欲的善恶二重性。三是对“人道”的丰富认识。包括内圣之道与外王之道。内圣之道即以理节情，扬善去恶，成为君子、道德上的圣人。外王之道即根据人性来治人，所谓“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既有物质欲求，又有精神追求。根据人性二重性来治人，首先，“凡治天下，必先富民”，其次要顺应民心，宣之使言。人性具有向善的理性与为恶的情欲二重性，所以治理天下必须刑德并施，以礼教导善，以法治戒恶。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长治久安的圣王明君。内以成圣、外以成王，是个人和天下获得福佑的根本之道。四是外王之道中的“民本”“革命”思想。天下安康的外王之道关键在于获得万民的人心与拥戴。“民者，君之本也。” “民为贵，君为轻。” “士贵耳，王者不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如果君主残暴无道、导致民不聊生，臣民就可以运用通过“革命”的手段诛杀、推翻君主。“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难看出，以“人道”取代殷商巫史文化的“神道”，是周代思想界的鲜明特征。用“人的觉醒”界定周代思想启蒙特征，名副其实，无可置疑。

图源：视觉中国

怎样重新认识西周在周代思想史中的意义？过去谈周代思想史的伟大意义，只局限于诸子百家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把“人之发现”归功于孔子，张岂之的《中国思想史》把“重人、重民思想”视为“春秋时代”的产物，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西周的贡献。其实，在《尚书·周书》《诗经》《国语》《周易》中，天不可信、贵人轻神、敬德保民的思想以及人文之道的探讨就大量存在。传为周公所作的《周礼》、周文王武王的导师吕尚所作的《太公六韬》虽然在作者和成书时间上有争议，但作为理解周初思想的参考是完全有理由的。《周礼》中“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主题、《太公六韬》中“仁之所在，天下归之”的思想与《尚书·周书》中记载的文、武、周公之道是完全一致、可以互证的。春秋时期孔子仁学对“人的发现”乃是对周初文、武之道和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杨宽在《西周史》中指出：“孔子的政治主张，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样，从而把西周开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因此，笔者主张将周代“人的觉醒”的上限上推到周文王、武王，特别是周公，兼及成王、康王，强调将东周与西周合并起来作为整体，肯定整个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地位和伟大意义。

如何理解周代“人的觉醒”思想启蒙的社会政治原因？思想的主体是人。人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中。人的思想的产生、发展既受制于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也受制于所处社会的政治环境的制约。过去的思想史著作囿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对上古至夏商周的社会政治制度形态的认识是令人困惑的。其中一个影响很大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原始公有制社会，夏商周奴隶社会，秦以后至清的封建社会三个阶段。这种观点经不起史实检验，亟需完善改正。《韩诗外传》指出：“五帝官天下，三代家天下。”“官天下”即“公天下”的意思。“公天下”即实行天下共享的封建制。明代杨慎指出：“三代以上，封建时也”；“秦而下，郡县时也”。根据对《史记》《汉书》等史料的记载研究可知：炎帝至五帝时期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天子禅让制与地方分权而治的封建制。夏商周进入“天下为家”的私有制时代，天子传承从禅让制一变而为世袭制，但由于天下幅员太广，天子“力不能制”，地方行政制度依然实行的是五帝时期分权共享的氏族封建制。分权自治的封建制本质上是不利于维护天子的家天下的。于是，周朝将传统的异姓氏族封建制改造为一姓为主的宗法封建制，旨在加强周天子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威。但封建的本质是分邦列国，分治共享。西周的封建诸侯拥有半独立的自治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被架空，诸侯拥有全独立的自治权。在诸侯拥有半独立自治权的西周时代，“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在诸侯拥有全独立自治权的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各诸侯称霸天下的需要，诸子学说应运而生，百家争鸣、百花竞放。正如冯天瑜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所指出：“从思想文化的自由度、人文精神的昂扬而言，封建的春秋战国自有优胜处，作为诸子百家竞放宏议的时代，创造了堪与古希腊东西辉映的又一个‘轴心文明’。”

周代以“人的觉醒”为标志、以探讨“人道”为中心的思想启蒙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生存周期最长的朝代，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文明”，成为后世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渊薮。让我们怀着一份虔诚，走进周代启蒙思想的大厦，感受它的风采、它的魅力、它的震撼、它的启迪，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汲取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