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影响深远。

灾害过后，为降低风险和保障社会安定，当时的朝廷经常会采取调整政区的措施，主要表现在治所迁移和政区裁撤上。

从历史经验看，在各类灾害中，以水灾、地震、沙漠化对政区影响最大，主要因为这三种灾害破坏力强，会对地表环境造成巨大变化，从而触发政区调整。其中，又以水灾为首，黄河下游地区最为严重。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灾害最频发的河流之一，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

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总结道：“三四千年黄河的决溢和改道曾严重影响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地，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

黄河的频繁决溢，不仅不断重塑着华北平原的地理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沿线行政区划的空间布局。

因河而变——

黄河决溢与政区调整的背景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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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的“善淤、善决、善徙”特性，本质上是自然地理规律的体现。其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后流速骤减，泥沙淤积形成“地上悬河”。当河床高度超过两岸堤防承受极限时，便决堤泛滥；若决口封堵不善，河流则可能改道，重新寻找入海路径。

据统计，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见于20世纪50年代前，有历史记载的就有1593次，较大改道有26次，洪水遍及范围北至海河、南达淮河，纵横超25万平方公里，对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影响巨大，周期性灾害也对沿线政区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首先，黄河决溢的空间覆盖面广，会导致从“点”到“面”的连锁反应。黄河决溢，不仅直接冲毁决口附近的县城、村镇，更因洪水漫流导致周边区域农田盐碱化、河道淤塞、交通中断。例如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明永乐八年（1410年）秋，黄河在河南开封决口，“民被患者万四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仪县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及封丘、祥符等县，又向东北漫流于考城、长垣、开州等州县，在张秋镇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渤海。由于当时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无暇顾及河工，决口后的水流没有固定的河道，直至二十余年后才筑堤固定河道，自此改夺淮入海为夺大清河入海。其间，洪水暴涨时就在兰仪、东明、郓城等地到处决口漫灌，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的许多地区严重受灾。

▲在南宋至清咸丰年间，黄河下游主干道夺淮入海。受此影响，整个淮河水系紊乱，灾患不断。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人工入海工程的实施，不仅解决了淮河入海问题，还拓宽了航运、增加了灌溉。图为江苏淮安水上立交枢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次，黄河决溢的破坏强度大，可能对行政中心产生致命威胁。古代政区的核心是“治所”（行政中心），通常设置于地势较高、人口聚集和交通便利的区域， 治所一旦遭到水患破坏，会引起政区结构的整体变化。例如山东东阿县城，北宋时期即因黄河水患而三次迁移。河南考城县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统二年（1437年）两次遭黄河水灾而迁移治所。山东鱼台县地处黄运之间，濒临南四湖，受黄河水患、运河和微山湖水势影响，明代两次动议而未能实现，到了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河决徐州之孙家集，溃鱼台堤，坏城郭”，终于迁治到“县境最高之处”的董家店，自此县城受水患影响渐轻。

最后，受黄河决溢影响，政区治所从修缮、搬迁而恢复正常运转，可能需要较长周期。例如山东齐东县，元代置县以来长期为大清河水患所扰，清代黄河铜瓦厢决口后徙夺大清河河道，位于黄河南岸的齐东县城，“城枕黄河，频年被水”。同治六年（1867年），齐东萧家庄发生黄河决口，县城被淹，“城墙已多倾圮”，官民协作修缮县城。为彻底解决河患对县城的威胁，同治十二年（1873年），提议迁城未果。为保护县城安全，采取修筑石坝、护城堤堰等临时性护城措施。而后，齐东县城面临的河患威胁愈发严峻，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齐东县城遭黄河决口彻底冲毁，齐东官员不得不筹划建设新城。经过一番查勘选址，最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迁到距河70里的九扈镇。

▲晚清舆图所示齐东县城被黄河冲毁情形。图片来源：华林甫、李诚、周磊著《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

因灾而动——

黄河决溢驱动的政区调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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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来，黄河决溢引发的治所迁移数量众多。北宋时期，以开封城为中心的河渠水系四通八达，滨河城市水运便利，与此同时， 受黄河为主的水系河道变迁与洪涝灾害影响，滨河城市的建筑形态与治理重心向水倾斜，不断完善防洪措施，健全排涝系统。

▲山东省邹平市码头镇黄河梯子坝险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随着黄河洪峰频繁、决溢肆虐，出于继续整修治所的成本考虑，迁移城址成为应对水患的无奈之举。据统计，北宋时期，因黄河决口而弃城迁移州县治所12座，其中州城4座（博州、棣州、德州、澶州）、县城8座（临邑县、阳谷县、朝城县、饶安县、武强县、堂邑县、宗城县、钜鹿县）。

明代，黄河依旧夺淮入海，水患对治所迁移的影响仍十分明显。据统计，明代受黄河水患直接影响而迁移州县治所达22处，有些州县还不止一次迁移，从洪武至万历年间，持续不断。包括曹州、濮州以及长垣县、寿张县、定陶县、东阿县、巨鹿县、范县、仪封县、考城县、项城县、中牟县、荥泽县、商丘县、单县、丰县、虞城县、五河县、柘城县、砀山县、宿迁县、萧县，尤以鲁西为多。

清朝继续加大对黄淮运水利的重视，治河投入之巨前所未有。在黄河河道相对固定、夺泗入淮的200余年间，仍有7个政区治所因黄河水患而发生迁移，即邳州、荥泽县、鱼台县、清河县、沛县、仪封县、考城县。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后，造成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行政区划突变，行政管理平添不便，复杂性陡增。如直隶最南端的长垣县、东明县、开州，辖境被一分为二，东明县城由黄河之北变成以南；河南考城县变为黄河以南，与仪封厅、兰阳县合并的兰仪县地域相连，宣统元年（1909年）改兰仪县为兰封县，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地终于合并为今兰考县；山东濮州也被黄河河道一分为二，新旧两座州城均屡遭水患。

▲晚清黄河下游改道示意图。图片来源：华林甫主编《清史地图集》

前文提及的 北宋时期东阿县城因水患三迁，颇为典型。西汉以东阿邑始置东阿县（在今山东阳谷县阿城镇），仅北宋一朝即因河三迁。开宝二年（969年），黄河河水为灾，县治迁移到南谷镇。迁址之后，东阿县城依然没有避开河患的侵袭。开宝四年（971年），黄河再度于郓州决口，淹损东阿新县城。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南谷镇新县城又被黄河水冲垮，再迁至利仁镇。绍圣二年（1095年），新县城再度被黄河冲坏城墙，于是第三次迁城至新桥镇。

相比迁移，政区降级甚至裁撤是更大幅度的调整。例如郑州市东北部的荥阳市汜水镇，原为汜水县城。由于黄河南移，原本坐落于大伾山顶的虎牢关城受黄河侵蚀，不得不向东南迁徙，隋代置汜水县。据县志记载，唐代曾迁治，宋代复原址。元至大元年（1308年），因洪水东迁县治至古制邑（今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上街村）。明洪武六年（1373年），再迁回今汜水镇。此后黄、汜决溢频仍，汜水城深受其害。尤其是明嘉靖朝和清嘉庆朝、同治朝，均有黄河沿汜水倒灌溢城的大水灾。当时也曾动议迁县治，均因民力困乏作罢。黄河水患威胁不减，百姓生存条件不佳，新中国成立时汜水由县降为镇，行政地位下降。

胙城县，西周初年周公旦之子封地，为胙国，后为南燕国吞并，为胙城。秦汉时为燕县、南燕县。东晋十六国时期,南燕国改燕县为东燕县，《隋书·地理志》载开皇十八年（598年）改胙城县。其地水系发达，“沁黄远带，淇卫交临”。宋金元时期，胙城县因黄河决溢带来的环境变迁，三次迁移县治。据顺治《卫辉府志》载，北宋熙宁年间，县城徙治华里店；金正大年间，又遭河患，再徙治宜村渡，改为新州；元初县城为风沙所没，泰定元年（1324年），仍迁回华里店，复改新州为胙城县。历明，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因风沙淹没，终被撤销，并入延津县。

因势利导——

政区调整的治理逻辑与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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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沿线的政区调整，不仅是应对自然灾害的被动措施，也是维护统治秩序、恢复生产发展的主动选择，是流域人地关系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古人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应的智慧与韧性，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自然灾害面前的坚韧与创造力。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黄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呈现出纹路明暗相间的“沙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政区调整的核心目标是保障民众生存和社会安定。无论是迁治还是裁撤，均以“保民、安民”为首要原则。例如，明洪武七年（1374年）巨野县水灾，洪武九年（1376年）县署自城北迁于城东，吕让任知县，“适河水为患，田皆荒芜，让招抚逃民，劝之耕种，鼎新县治，规创为多。”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齐东县“濒河数百村庄，已浸入黄流之中。是人不与水争地，水实与人争地……必须将临河被水村民择地迁移。自齐东至利津南岸各庄，以及长清、东阿、平阴等县南岸，亦有终年被水之处，均应劝令一体迁移”，避免因水患导致流民失散。 这种以民生为本的政区调整，本质上是传统王朝“民本思想”在空间治理中的体现。

同时， 黄河决溢的不可预测性，要求政区调整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例如北宋时期东阿县三迁其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同时，通过人工干预尽可能降低灾害风险，体现了“人地协调”的治理智慧；而清代胙城县“因河废县”，本质是顺应了黄河改道的不可抗拒性，避免无谓的行政资源浪费，像胙城县、汜水县等， 因黄河决溢灾害频繁，无法稳定治理而撤县或降级，实质是合理化了管理半径，优化了行政成本。

▲黄河入海口国家湿地公园。图片来源：摄图网

黄河决溢与沿线政区调整的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适应与共生的壮阔史诗。从“屡淹屡迁”的被动应对，到“因势利导”的主动调整， 黄河决溢导致的政区调整重塑了沿线地区的地理、政治和社会格局。传统王朝在灾害压力下探索出的政区治理智慧，可以为当代行政区划与灾害风险管理提供重要启示。

历史上黄河沿线政区的多次迁治实践表明， 政区设置需要考虑空间“弹性”，尤其是在灾害风险区（如黄河沿岸、地震带等），政区行政中心应该预留充足的备用空间，避免因灾害突发而导致行政管理系统瘫痪。同时，黄河改道与决溢影响的不仅仅是单个政区，更是跨市、跨省的区域，突发灾害面前，跨区域协同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政区体系，让行政空间治理成为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坚固防线。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报

编辑：佳祥 苏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