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观念一直认为，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和文明水平远超西方，直到工业革命结束，西方才逐渐赶超我们。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近年来，一些知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北京大学的管汉晖以及牛津大学的史蒂芬·布劳德伯利等学者组成的团队，通过对古代经济的长期考察，发现早在1300年，欧洲的部分地区已经领先于元朝的经济水平。这意味着，欧洲的某些地区，在1300年时，已经在经济上超越了元朝，而并非指整个欧洲。

事实上，对于北宋，许多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如果能够回到某个历史时期，北宋无疑是他们的首选。这个观点并非毫无依据。李稻葵团队认为，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处于巅峰状态，尤其与欧洲相比，显得格外优越。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技术几千年来没有出现根本性变革，农业生产水平大致保持在同一层次，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显得较为平缓。相反，欧洲的经济却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经历了飞速的增长。到1300年，元朝刚刚建立时，意大利地区的经济水平就已经超越了中国。进入明代的1400年左右，英国更是超越了中国。

然而，即便是在清朝的“康乾盛世”，也就是175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尤其在人均GDP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欧。这时虽然中国总的经济体量非常庞大，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但人均经济水平却无法与西欧匹敌。

不少人可能会对这个结论感到困惑。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一个时期——康乾盛世，反而会出现经济差距的倒退呢？事实上，尽管在一些发达地区如江南，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接近欧洲最富裕地区，但由于中国农业发展极为不平衡，整体经济水平的落后依然显而易见。

回顾14世纪，尽管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水平差距尚不明显，欧洲人的生活条件虽然逊色于中国，但他们依然能享有相对充足的粮食和食物。在英国，普通农民家庭每年生产的粮食已经达到5007公斤，而在明代的江南最富裕地区，一户农民的年产量仅为2173公斤，差距一目了然。

《饥饿的盛世》一书中曾引用了18世纪初期英国农场工人的日常饮食。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剩下的咸猪肉；午餐有面包、奶酪、啤酒、腌肉、马铃薯等，晚餐通常是面包和奶酪。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是工业革命前期的饮食水平，而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农民饮食更为丰富健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普通农民的生活，许多人只能靠种植瓜菜度过半年，平时吃的也是粗粮和简单的食物，勉强维持生计。经济上的巨大差距体现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不平等，也印证了一个事实——现代社会，能够存活至今的普通人，很可能都是有着贵族血统的先人。否则，在那个时代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他们早就没能存活至今。

提到中世纪，很多人会想到黑暗、愚昧和暴政。罗马帝国的昏庸统治，教会的残酷迫害，英格兰历史上的暴君统治……当时的社会状况令人堪忧。然而，随着中世纪后期的到来，欧洲的物质和政治文明迎来了质的飞跃，整个欧洲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当英国派遣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时，欧洲人原本认为清朝是一个富饶强大的帝国，想象中这里的金银遍地，民众都穿着绫罗绸缎。但实际上，当他们亲自到达时，发现清朝的普通百姓生活远不如欧洲的农民。事实上，清朝的人均GDP已经与英国存在了显著差距。

李稻葵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北宋时期的中国远比英国富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经济水平稳步上升，而中国的人均GDP则逐渐下降。特别是在清朝，由于人口剧增，国民的生活水平持续下滑。到了1840年，清朝人均GDP仅为英国的15%左右。尽管在康乾盛世时，中国的总经济规模依然很大，位居全球之首，但人均GDP却大幅落后于西欧。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秦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寿命普遍较短，王朝更替频繁，战争不断，经济难以保持稳定增长。中国的农业技术和经济体制也因此未能在长期的技术变革中发生根本性变化。

北宋为何如此特殊？首先，北宋通过大规模推行科举制度，成功减少了武将的权力，改由文人治理国家，提升了国家的治理水平。此外，科举制度的普及，使得更多有才华的人进入了政坛，推动了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改革。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也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北宋时期，国家的开放和宽松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民间小报的出现也象征着社会思想的解放。

因此，李稻葵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确实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高峰期，之后，中国经济和生活水平逐渐落后于部分欧洲地区。这一结论，虽然有些令人意外，但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历史事实。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超越欧洲，重新回到千年前的辉煌地位，甚至成为全球的经济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