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12年清朝覆灭，随后民国政府逐步建立，新的秩序在苦难与奋斗中一点点成形。对中国而言，此乃一个重大转折，既意味着旧日腐败与无力的制度被摧毁，也昭示着新生力量的崛起与自救的可能。然而，晚清时期的国势却在连绵不断的内乱与外患中日益走向崩溃：财政枯竭、军务松散、官场腐化，边疆多次受挫，国家的利益被迫在列强的压力下割让与赔款，昔日辉煌的江山仿佛经不起折腾，百年之间几乎失去呼吸。社会动荡、民众苦难不断，外部的侵略威胁与内部的改革阻力交织在一起，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时而明亮，时而黯淡，这一切共同催生了对民族复兴的强烈渴望。

在这一切窘境之中，身为晚清外交大臣的李鸿章，心怀振兴中华的愿望，竭力劝告朝廷要振作、要自强。他奔走于台阶间、进宫与议政之中，试图用务实的改革与对外策略来挽救日渐脆弱的国运。然而，实际的权力格局往往远比理想要复杂。慈禧太后性格中既有对生死存亡的极端谨慎，也存在对变革的恐惧与迟疑，这使得李鸿章的诸多劝告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决策。于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起对外谈判的艰巨任务，签署了被后人视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与条文，背上因此落下了历史的重负与骂名。尽管他在位时完全有机会让他人承担这口黑锅，但他始终选择以个人的克制与职责感去承受，用自己的方式来削减对国家的长期伤害，哪怕这让他在后世遭受更多的非议与孤立。

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逐渐察觉到一个野心勃勃、极具耐心与谋略的对手正在崛起。临终前，他反复嘱咐后人：若要让中华真正强大，必须先识别并处理这个对手，否则前进的道路将被无穷无尽的阻碍所拖延。站在场的人多半把他的话解读为指向远方的西方列强，然而他真正指向的并非遥远的外国，而是我们紧邻的邻国——沙俄。沙俄的扩张史并非一朝一夕，它的疆域扩张往往伴随战争与侵略，披荆斩棘地吞并大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野心巨大，耐心更是深沉，若对华的崛起保持沉默，它就会把握时机在中国最虚弱之时发难，堵住我们发展的关键通道。对于同样位居辽阔版图的中国而言，沙俄无疑会对日渐强盛的中国眼红，成为阻碍其崛起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阴影。

因此，李鸿章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沙俄的威胁在他看来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它比一般的“国外势力”更难以对付，因为它善于以隐忍和旷日持久的策略对待对手，常在你力量疲惫、国力虚弱之时突然出手，给人致命一击。倘若我国日后愈发强大，沙俄对华的兴趣也势必转变为更直接的政治与军事压力，使中国的崛起之路布满暗礁与阻碍。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会在临终之际对后人作出这样的判断与警示：要想让国家真正强大，必须先处理好与周边强国的关系，尤其要正视并遏制沙俄的扩张企图，否则日后的崛起之路会被这股力量一再拖累、绊住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