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高戈里/文

近些年，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产生了不少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此前，有报纸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有人慷慨陈词：“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事实真是这样吗？

01 何应钦追问：“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到重庆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

1200万壮丁，本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质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却天天叫喊要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按何应钦的“算账”，4年中，有数百万的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据抗战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著文记载：“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逃跑的。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的万金裕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逃亡，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据周开勋先生回忆，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1.2万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02 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3000多人，却上报7000多人。不但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1.6万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民国33年(1944年)7月6日，宜宾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万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万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

03 “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为什么要逃？在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趁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病无药医”，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用周开勋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04 兵役视察流于形式

当时，乱抓壮丁的现象十分普遍，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这话，在张登上的《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进行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员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绝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据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被拦路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名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被强拉来的。

面对上级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希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显有成效”，受到了上级的传令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