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抗战故事

药品无声 使命有光

陈铭珊：(1916-2003)，浙江萧山人。1952年参加民建，曾任第一、二届民建中央委员，第三届常委，第四至六届副主席，第七、八届名誉副主席，民建上海分会秘书长、副主委、主委。曾任南洋药房、万国药房副经理，上海信谊药厂副经理、经理、总经理，第六届全国工商联顾问，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陈铭珊少年时期跟随父亲举家迁至绍兴，初中毕业后，由于家中无法再继续供他上学，他就到上海南洋药房做学徒。由于他肯吃苦又勤奋，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后应聘成为万国药房副经理兼营业主任，还兼新光药厂厂长。1942年起，他成为上海信谊药厂的重要管理者。在此期间，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秘密输送药品，有力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封锁，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宝贵贡献。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突然向上海闸北猛烈炮击，海军陆战队随即发起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就此爆发。面对敌军的疯狂侵略，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战斗持续三个多月。战火席卷上海，日军轰炸无休无止，整个城市陷入危机之中。

在外白渡桥附近，日军设置哨卡，强令过桥者向其脱帽鞠躬。而那时的陈铭珊正在雷士德工学院上课，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他不甘忍受这一羞辱，毅然决定中断学习。

与此同时，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母亲和四个弟妹在家乡萧山所居住的房屋不幸遭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毁灭性的冲击让他们在瓦垒堆中艰难地爬出。经过艰难的逃亡，终于从萧山辗转温州最终乘船来到了上海。遭此浩劫，国仇家恨交织，一家人抗日救国的信念愈发坚定。

当时陈铭珊还是一个普通的职员，由于家境困苦，为了维持生计，陈铭珊将大妹陈瑾亚介绍到上海第三红十字医院当护士。1938 年初，陈铭珊突然接到医院的通知，称她的妹妹陈瑾亚不辞而别，去向不明。陈母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心急如焚。陈铭珊也感到异常不安和困惑。几天后，终于收到了陈瑾亚从温州寄来的信。信中写道，陈瑾亚与一批同事一同前往抗日前线，但她们在前往地点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提议前往重庆，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去皖南。经过深思熟虑，陈瑾亚决定跟随前往皖南。面对陈瑾亚的决定，陈母更是忧心如焚，她深知抗战局势紧张，前往战区，凶险重重。为了让陈瑾亚回家，陈母急切地请陈铭珊给妹妹写信，让她赶快返回。然而，由于信中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陈铭珊根本无法联系到她。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在心头时刻牵挂着陈瑾亚的安危，对抗战形势更是多了一份关切。

抗战期间，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军队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坚持作战，几乎都面临伤病频繁而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而医务人员的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内很难见效。因此，从各大城市医院、医学院吸纳专业的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充实部队，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方针。

皖南事变后，陈瑾亚随一批同事奔赴苏北，毅然走上抗日战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39年的一天，陈铭珊在万国药房任副经理时，一位客人带来一张小小的便条，上面的字迹熟悉而坚定，他瞬间明白了，这正是失联已久的妹妹所传来的消息！陈瑾亚希望哥哥能帮忙准备一些急需药品。这一刻，陈铭珊内心翻涌不已。他深知，这不仅是来自亲人的求助，更是来自抗战前线的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把妹妹要求的药品如数配齐，暗中为新四军提供医疗物资。

1942年，上海局势愈发紧张，日伪特务四处搜捕抗日分子，空气中弥漫着肃杀的气息。陈铭珊搬进了上海新村19号，三楼住的是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的岳母，而鲍国昌的妻子杨玉清，则是革命者杨恺的姐姐。一天，陈铭珊偶然听闻，杨恺因病返回上海休养。一次闲谈中，杨恺透露，他与陈瑾亚一同在抗日前线工作。听闻此言，陈铭珊惊喜不已，自此，两家人更觉亲密无间，时常交流抗日形势，并在暗中协同作战。陈铭珊还得知杨恺夫妇秘密动员了一批青年奔赴抗战前线，为新四军输送新鲜血液。

陈铭珊上海新村19号的家也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据陈铭珊之子陈定国回忆，“当时的家是标准的里弄房子，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前门进来，进屋穿上爸爸的西装后再从后门出去。”

1945年春天，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一天，陈铭珊收到一封从根据地寄来的信，信中是杨恺急需药品的亲笔留言。陈铭珊立刻找到鲍国昌，将情况详细说明。两人商议后，决定利用陈铭珊在药厂的便利，将厂内生产的消治龙片、退热针等急需药物秘密运出。他们把消治龙片、退热针、新雪花散等一些消炎止痛杀菌的药品以及消毒棉、绷带和一些医药器材装进一只木箱，为了不引起怀疑，外面伪装成普通的货物。夜幕降临，城市沉入黑暗，但上海的地下抗战网络却在悄然运作。当时在英商天祥洋行当跑街的曹伯年是陈铭珊的老朋友，他曾带来过陈瑾亚的信件，陈铭珊对他的身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那晚，他请曹伯年到家吃饭，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木箱装车送走，曹伯年避开巡逻的日伪军，穿过层层封锁，将这批珍贵的药品安全送抵新四军根据地。后来陈铭珊才知道，曹伯年是新四军的联络员，来往于上海和苏北之间，化名曹达。

对于为新四军送药之事，陈铭珊曾这样说过：“这些事情不敢说对统一战线有什么贡献，权作为一个普通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吧。”他还常常感叹：“我只不过做了点滴小事，党都一直记得我。”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陈铭珊的选择是基于对国家深沉的爱。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暗夜中点燃微光，最终汇聚成驱散侵略者的烈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他们的事迹，不应被遗忘，而应成为我们后人永远铭记的精神丰碑。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