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生有无篡汉？看看他做的那些事，就明白骂他汉贼并非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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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曹操的数起谋反案，发生在许都，和汉献帝朝廷密切，曹操就予以无情的打击和血腥的镇压。而发生在邺城，和曹操政权关系密切，曹操就谨慎对待，淡化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除了对付汉献帝以及拥汉派之外，曹操为移换汉祚，其着力点还有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攻城略地以建立盖世军功，打败消灭各个割据势力，以造就解民倒悬，天命所归的社会舆论；二是“自当作家门”，不仅使用铁的手腕对反对派进行清洗和镇压，同时还要保证内部的相对稳定。具体看来，曹魏代汉奠基过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安元年至十三年)为曹操功业奠定时期。
在这一时期，曹操对外一岁数征，降张绣、灭吕布、破二袁，地盘由兖州一隅扩大为兖、徐、青、冀、幽、并、豫、司八州。显然这一时期曹操以军事胜利图谋政权的生存与发展，主要矛盾是外向的。而对于易代之话题，曹操持极其谨慎之态度。汉侍中太史令王立数言于献帝曰：
“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从对王立所言的敏感程度上，即知曹操在对移运汉鼎的问题上是十分谨慎的，对拥汉力量的强大有着清醒的认识。
这一问题还表现在该时期曹操所任官职的变化上。建安元年(196)，因“袁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曹操毫不犹豫地以“大将军让绍”，甘愿充任司空。实际上二人均为割据军阀，不可能同立于汉朝廷，操之揖让对自己权力并无实际影响。曹操定是虑及己之资望和实力均不如袁绍，故作高姿态，以缓和与挟天子不成且颇有悔意的袁绍之间的矛盾，否则袁绍振臂一呼，兵指许昌，曹操很可能成为其清君侧之对象。
建安十三年夏六月，曹操已基本统一北方，并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军阀，这才用行政改革的方式为自己的权力作了名分上的定位。曹操恢复汉初三公制度，但罢黜太尉，而自为丞相，并以其心腹郗虑为御史大夫，这显然是为其实际权力和地位作注脚，但又不嫌过分，绝对与其在该阶段所建的事功相称。可以说这步棋走得相当稳健。
事实证明，曹操的理智和低调是非常必要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稳定了人心。与董卓甫挟天子即“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的情形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是忌惮拥汉力量而致，或者说挟天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挟制住了曹操自己。
第二阶段(建安十三年至十六年)为曹操以退为进时期。
赤壁之战，曹操遭遇平生未有之惨败，元气大伤，仓皇北返。这导致其在第一阶段中以军功建立起来的权威颇有些动摇。建安十四年，周瑜说孙权西取益州，权担心曹操复来相攻，可能有腹背受敌之虞，瑜为权分析北方形势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其后的历史充分证明周瑜之预见十分准确。
迄至建安十六年二月，未见曹操对外军事行动之记载。在以战称雄的三国时期，如此长时间的休兵颇不正常。显然，曹操在这段时间内除恢复军力外，重点致力于对反对派尤其是拥汉力量的镇压与防范。
《后汉书》卷十下《献帝伏皇后纪》载，伏后“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时间是在建安十四年之后。可见这一时期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故献帝与伏后选择此时为反扑良机。在这种不利的态势下，曹操自然不能进一步提高自身封爵来推动汉魏禅代，而是转向“作家门"。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让县自明本志令》，声称：自己“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表明绝无不臣之心，不逊之志，以作为以退为进，稳定敌对势力的缓兵之计。建安十六年春正月，曹操“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候，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田并以天子名义封“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曹操在此被动状态下大植亲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亦为自保之举。不容忽视的是，建安十五年，曹操竟对交州刺史士燮“加以九锡六佾之舞”。“九锡”非人臣之礼，“六佾“在汉时亦非一般诸侯王可得享。何况在赤壁之战前，曹操以汉廷名义已先后封士燮为绥南中郎将、安远将军、龙度亭侯。
州郡牧守只不过是二千石官，且士燮于汉廷实无功勋可言，而曹操猝以“九锡六佾"相加，确为暗藏玄机。此举除笼络士燮日后配合曹操攻伐孙权外，更重要的是借助交州势力的臣服和归顺来巩固曹操的地位和权威，以对自己在朝中所处不利地位稍作匡助。
第三阶段(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五年)是汉魏禅代的实际操作阶段。
曹操对外征伐马不停蹄，对内经营紧锣密鼓。其中一条不变的原则是，禅代过程的每一步推进均以相应的军功作为依据和基础。曹操辗转东西，战事频繁，建功之心非常迫切。但令人惊诧莫名的是，在战事上曹操总是见好就收，小胜即归。
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第一，曹操对外但求小功、绝不弄险。否则非但没有克敌之胜算，还会自损威名，给拥汉派制造把柄和时机。
第二，曹操借军功为经营汉魏禅代做准备，军功和曹操的封爵、优遇以及魏国建置之进程等无不一一对应，绝无无功受禄之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的小心谨慎，对反曹势力不敢掉以轻心。
在此试举一例：
建安二十年，曹操降张鲁而据汉中，“蜀人震恐”。“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曹操没有乘胜而进，反而举棋不定。以司马懿、刘晔为代表的谋臣，建议应疾进克敌，一举占领蜀地。
司马懿谏道：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刘晔亦进曰：“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
然而，操却引汉光武帝“人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之言，拒绝了刘晔、司马懿的建策。曹操在是否进军巴蜀的问题上徘徊了良久，而理智的天平最终偏向了对内部的稳定与经营。
蜀谋臣法正当时即洞察操之内忧：
“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速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
法正说的“内忧”，即是指曹操虽然杀了伏后，但还是心有余悸，担心汉献帝心不甘，又会制造新的动乱。加之曹操觉得刘备、诸葛亮并不好对付，如果贸然进兵巴蜀，不能取胜，反而会给汉献帝和东汉的朝廷大臣藉以口实，从而加大代汉步骤的难度。权衡再三后，曹操还是见好就收，在攻克汉中之后，迅速班师回朝。
曹操这一阶段的经营与前两个阶段迥然有别。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曹操所有的活动仅是为汉魏易代制造间接推动力的话；那么，在第三阶段，曹操则进入了汉魏易代的直接准备和具体操作。操除了封公晋王，扩大和完善魏国的建置之外，还转向魏国的行政建设。
但有一点尚须指出：除把部分汉官转化为魏官、完成基本的职官设置外，曹操还在建安二十年(215)推出两项用意十分明显的政策，即：“承制封拜诸侯守相”和“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十六等，以赏军功”。魏国初建，曹操即运用权力大量封官授爵，虽然是以天子的名义，但从汉代风气甚盛的二重君主观的视角考量，这些受封者必然会成为曹氏“家臣”，此项措施显然是为了魏室即祚而广泛笼络人心。
曹操除把大部分汉官转化为魏官、完成基本的职官设置外，他还要彻底清除残存汉官中的异己分子。金祎谋反案发生后，“(魏)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论者多以此为曹操滥杀之典型，但若从汉魏易代的角度考虑，正好说明曹操对待许昌残存的汉官极不放心，只有借金袆案除患务尽，方可解心头之忧。汉、魏职官系统的一虚一盈，十分明显地昭示了曹操的代汉取向。总之，曹操一生谨慎，在汉魏禅代的前期经营中，其政策无不基于建立曹魏政权并为汉魏权力平稳交接奠定基础。
曹操从对天子的抚、压，到对拥汉力量防范和诛杀；从经营内部政局，到把握外部环境，虽然手法有轻重、形式有不同，但无不以“作家门”为取向，无不以平稳完成受命更祚为旨归。曹操不愧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不仅用武力扫平了北方群雄，又将拥护东汉的贵族、外戚势力逐一剪除。苦心经营了近三十年，才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本。但曹魏代汉仍非易事，因为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身边，就等于向世人宣告，他承认了汉献帝的合法性、正统性。魏武虽为马上天子，但他却不能用汤武革命的方法来革除汉命。
身为汉臣的曹操要取代东汉，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禅让的模式。然而禅让并不容易，尧舜传说不可靠，王莽代汉又以失败而告终。对于禅让，曹操心里没底，所以当手下谋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却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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