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那个在大唐开国功业中未竟其志、最终成为历史遗憾的太子，如今被后世多所感叹。早在《旧唐书》里，他就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纨绔子弟，文字里充斥着对其性情的指斥：“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这类评断仿佛把他的存在定格在负面光环之中，令后人对他心生诸多误解与叹息。

按照李世民的口吻与论断，如果李建成真的成为皇帝，大唐的命运便会走向彻底的崩塌，甚至被认为不及秦二世、隋炀帝。这类说法在历史叙述中反复被强调，似乎要以“对立极端”来劝解人们警惕太子一族的权力野心。只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便知道，李建成的形象在很多文本里被有意抹黑，背后的政治博弈复杂而深刻。今日我们研读唐代文献时，仍能从若干细节看出，李建成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应被简单否定或遗忘。

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初，李建成就已成为父亲麾下的左膀右臂，身负重要战务与统筹任务。他率领起义军打出的第一仗，就是关键性的河西之战。这场胜利并非仅仅是一次军事功绩，而是为李渊进入关中的下一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日后唐家政权的扩展打开了通道。若无这一役的胜果，诸多前后局势的走向都可能截然不同。

621年7月，窦建德在长安之下被处决，其残余势力随之退守山河，旧部急切地推举刘黑闼为首领，誓要为窦建德报仇并再次反唐。此后，唐军多次讨伐未能奏效，直到李建成亲自领兵出征，局势才出现转机，平定叛乱的过程也由此显现出他在军事领域的某种才能。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在军事方面的才干同样卓越，两人各自的战功共同支撑起大唐初年的军事格局，很多人甚至会说，大唐半壁江山是他们共同铸就的。

李渊建国初期，始终让李建成与李世民两位年轻将领并肩担任领兵统帅。两人多次完成任务，彼此之间在军事天赋上并无明显高下之分。就政务而言，李建成则被视为更擅长处理内务与政务的人才。“高祖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这句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在治理方面的实际贡献与经验积累。相比于父亲的广泛军事事宜，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务实作风与稳健处理，确实为唐初政权的运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李世民面对魏征时，直问对方为何要挑拨兄弟关系。魏征作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忠臣，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太子如果早早采纳我的计谋，就不会有今天的灾祸了。”这段对话揭示了政治博弈背后的深层矛盾，也暗示了魏征在关键时刻意欲为李建成挽回一线生机的策略性眼光。魏征所说的计划，其要点是：当李世民在战场上声望日隆之时，他已经预见到潜在的权力危机，便欲为李建成争取一次转机。

武德五年六月，刘黑闼逃离突厥后再度起兵，侵扰山东。此时的时机终于摆在李建成面前，魏征迅速建议他请示父亲李渊出兵征讨，以立功再图封植之路。魏征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时局的清晰判断：“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限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面对这样的建议，李渊并未犹豫，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出兵讨伐刘黑闼，擒之而旋。魏征若在此刻不愿效力于李建成，显然也会让人质疑他对李世民是否有过多偏袒;然而正是他的谋划，使得李建成在战局中获得了关键的胜机。

如果把视线投向魏征本人，这样的举动似乎也在无形中证明了他对李建成的真实忠诚与信任。毕竟，一个在位者如李世民若能对魏征产生如此依赖，魏征选择站在李建成一边的决心就显而易见了。由此推断，李建成并非传说中的“弱势太子”，他在关键时刻仍具备足以左右局势的实力与人脉，甚至让一些人相信他可能比秦二世、隋炀帝的位高能力更具可塑性。至于这一点，历史的评说有时会偏向不同的解读，但从魏征的态度与当时的军事政治格局来看，李建成的确具备不容小觑的潜力。

参考资料：《旧唐书·李建成传》、《旧唐书·魏徵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