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 帆

你知道中国第一支防化学兵部队的创始人是谁吗?

你知道在抗日战争中唯一牺牲在空中的中国将军是谁吗?

他就是抗战英烈，清华学子——李忍涛。

一、清华求学立志

李忍涛出生于1904年8月26日（农历甲辰年七月十六日），云南鹤庆县人。其父李实(1880—1953)，系清朝末代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曾在民国官场沉浮。据家人回忆，李忍涛幼年即显露出聪颖过人的天资，初进塾馆读《四书五经》即过目不忘。后进昆明国民小学就读，考试常得满分，作文下笔成章，一时成为佳话。从后人保存的一张拍摄于1915年前后的家庭合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年李忍涛的模样。

李忍涛（左一）与母亲、弟弟合影（摄于约1915年前后）（图02）

照片中的妇人是李母，被抱幼儿是他的三弟李忍济，中间是他二弟李忍滆。李忍涛此时约12岁，眉宇间显露了超出年龄的不凡气度，似乎预示着他是一位能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的有用之才。

李忍涛于1920年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考进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插班就学，为丙寅级学生。其时，清华校园文化正在经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李忍涛在清华园学习六年，其间曾被选举为学生会干事部主席，参加过的社团组织有：基督教青年会、级际国语辩论队、辞令研究会、军事学会等。

在校期间，他关心国事，参加过政治组织“唯真学会”，该组织是由清华早期共产党员施滉（1900—1934）等人主持，以“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高尚理想为追求。李忍涛活跃且坚韧，得绰号“拿破仑”，曾著文希望同学们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振兴中国的责任，为全国人民谋幸福雪耻恨的责任”，勖勉同窗“不为利诱，不为威服”，倡导“为真理奋斗，为清华前途奋斗”，以谋“清华前途的幸福”“全国的幸福”。

李忍涛（前右三）与清华军事学会会员合影

二、美德习武储能

李忍涛从清华学校毕业之后，曾先后在美国和德国的四所院校留学，而其中三所是军事院校，并由此开启了他之后“习武从军、报效祖国”的壮烈人生。

1926年，他先赴美国维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VMI）就读。该校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军事学校，有着“以老欺新”的顽劣传统，李忍涛因此在这所军校中经历了艰苦、隐忍的基础学习过程，实现了“由民到兵”的转变，也为日后训练部队积累了直接的经验。

1928年6月毕业并获文理学士学位后，李忍涛又到位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United States Army Infantry School)接受短期步兵训练。这所军校是美国陆军设立较早的学校之一。1929年，李忍涛还到芝加哥大学进修历史课程，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体系。

李忍涛（右一）摄于美国陆军步兵学校（约摄于1929年前后）

在美国的留学结束之后，因成绩优异，李忍涛于1930年被批准赴德国参谋军校（原普鲁士军事学院。受凡尔赛条约所限，仅开设参谋培训班及军官教育班）学习。李忍涛就读于两年制的参谋培训班，是仅有的少数外籍非军人学员之一，主要研习参谋业务以及陆军各兵种联合战斗与指挥。他由此得以全面了解德国陆军的兵种构成以及各个兵种的作战模式。他特别注重中国陆军此前不曾有过的兵种知识研习，“在理化科学和军事化学方面，颇有心得，着重研究化学兵方面的学术”。

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对李忍涛来说影响至深。一件是著名的六君子“滴血结盟”。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德国的中国军事人员和留学生义愤填膺，他们中间的李忍涛和徐培根、俞大维、桂永清、陈介生、胡靖安等六人态度特别坚决，成为“结拜抗日六兄弟”，他们还登报宣传，立誓要回国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虽然最终六人并未成行，但此事却给李忍涛后来坚决抗日的行为带来动力。

另外一件，就是他在柏林结识了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德国女青年爱娜（Erna Becher，1909—2001）。在他毕业回国之后，爱娜也于1932年7月毅然来到中国与李忍涛成婚，取中文名为李佩秀（Erna Li-Becher），先后与他育有长子定一（1933—2002）、次子定国（1937— ），并伴随他度过了一段艰难战争岁月。

李忍涛（后左二）与在德抗日志士结盟（摄于1931年）

三、创建新军抗敌

1932年初，李忍涛学成归国。受到国民政府的器重，被破格授予少校军衔。1932年6月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总队中校区队长、同年8月担任留德预备班上校副主任兼教官。其间，完成《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术》《化学战防御》等教材初稿的翻译和编写，并以其获得的世界军事发展信息，力倡在中国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兵种——“化学兵”。

1933年2月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化学兵部队在南京正式创建。当时为对外保密，将“化”字去掉，对外称其为“军政部学兵队”，由此揭开了中国化学兵发展的序幕。李忍涛是学兵队首任上校队长，成为中国化学兵部队的创建者与领军人。之后，李忍涛被聘任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而此时他仅年将三十。其时，李忍涛还是中国童军总会设计委员会委员。

李忍涛（右一）任学兵队队长时留影（1937年前）（图06）

要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化学兵部队具备战斗力，最重要的是训练。李忍涛从进入清华学校开始，一直到海外学成归来，共用十二年时间连续在几所中外名校中学习。“丰富的学习经历，完备的知识结构，扎实的军事基础，良好的个人修养”使李忍涛成为训练中国第一支化学兵部队最好的“校长”。他时常勉励部属，强调做军人要有“阳刚、诚实、乐观”的哲学，对待困难要有“我到、我见、我克服”的精神，并将这两条警句定为学兵队队训。这条队训包含中西不同文化理念，却在“修身励志”的追求上达到高度一致，既让学兵们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成为座右铭，也让他们对李忍涛的“练兵之道”理解至深，努力践行。

他在学兵队管理上尊重部属人格，如下级受罚过当，允许事后申诉；奉行军需独立，会计超然的制度，兵员满额编实，不得浮报，贯彻忠实军风，上下廉洁自持；提倡“下不请上”“下不送上”，克己自律，“虽身兼三项要职，而身后萧条”。

经过严格训练后的学兵队达到“有毒能防，无毒能战”的战斗水平。1935年12月，中国军队在南京附近地区模拟抗击日军进攻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分为“东军”和“西军”进行。学兵队在两军中各派一个中队参战，李忍涛则以东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身份参加演习。学兵队在此次演习中的公开亮相，帮助军内外各界认识到化学兵在现代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淞沪会战”于8月13日打响。李忍涛亲率学兵队部分官兵赴上海前线参战，以德式“李文斯”抛射炮与日军持续进行三昼夜战斗，发射大威力炮弹准确袭击位于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压制日军火力，为中国步兵进攻创造了条件，整场战斗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其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学兵队还组建高射炮区队，不仅执行过南京地区防空任务，还曾开赴河南巩县兵工厂担负防空责任。

李忍涛率学兵队1937年8月参加淞沪抗战佐证

为了保存这支特种部队，学兵队根据上级命令很快就撤出战斗。随着之后的南京陷落，学兵队开始向内地的转移，先在湖南桃源短暂停留，开设短期训练班，最后于1939年转移到四川泸州纳溪县长期驻扎，开始进行战时部队扩充整编，以及开展对中国军队的防化防毒训练工作。

此后，经过不断的整合调整，中国军队逐步建立了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学兵总队和防毒处“三位一体”的防化作战体系。其中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后来改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纳入黄埔军校序列（即化学兵科），专门进行化学兵军官的教育培养。至抗战胜利时，共培养化学兵军官3000余人，成为组织部队防毒和建设化学兵部队的骨干力量。

由于适逢国共合作时期，防毒训练班集训期间，国民政府军政部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派人参加培训。据此，八路军总部从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中选调文化程度较高的罗钰如、刘运夫、欧阳挺、章廉葵、黄磷、周永光等6人前往。其中的罗钰如（1915—1999）也曾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他与欧阳挺（1918—2001）等人经过培训后成为组织八路军实施防化防毒作战的主要骨干，为后来人民解放军防化兵种的创立积累了实战经验。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李忍涛为中国军队防化兵建立与发展作出的历史功绩。

李忍涛的少将标准照（约摄于1939年）

在此过程中，1939年1月晋升为少将的李忍涛一直是作为核心人物参加了所有运作，他相继出任了学兵总队队长、防毒处处长和特科干部教育班的主任这三个重要职务，并且亲自参与在抗日军民中普及防化防毒知识的基础性工作。

正是由于中国建立了防化作战体系，才让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化学战斗能力有所忌惮，并由此加重了其装备负担，迟滞了其军事行动。而作为领军人物的李忍涛也成为他们的心头大患，必欲除之。

四、血洒长空遗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根本改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出现，中国作为在东方抗击日本军队的主要力量，在最后击败法西斯阵营的战斗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1943年2月，国民政府实施与美军合作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行动，学兵总队所属炮一团和炮二团奉命参加远征军赴印缅战场作战。为此，李忍涛曾以（化）学兵总队总队长兼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高级参谋身份赴印，协调中美军队关系，配合驻印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打通中印公路，并视察学兵总队参战部队。

学兵队在中国远征军印度蓝姆伽基地的营区（约1943年）

1943年10月28日，当他从印度汀江乘飞机回国复命时，在“驼峰航线”的缅甸北部区域被预先埋伏的日军战机击落而殉国罹难，成为抗战中唯一“血洒长空”的中国将军，牺牲时年仅39岁。

为表彰李忍涛抗战殉国的不朽功绩，国民政府于1946年2月追赠李忍涛为陆军中将军衔；1984年3月，台湾地区当局为其颁发“旌忠状”并入祭忠烈祠。

199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李忍涛列为抗日英烈；同年10月，原（化）学兵部队全体官兵和家属在昆明为李忍涛追筑“衣冠冢”并立“碧血英杰碑”。其母校清华大学也将“李忍涛”收入清华英烈名册，其英名被镌刻在“清华英烈纪念碑”上，永志纪念。

清华英烈纪念碑（2019年9月重修）

2020年9月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单，“李忍涛”名列其中，以此表彰他为抗战胜利做出的杰出贡献。

李忍涛是早期清华毕业生中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两名将军之一，也是在“驼峰航线”上牺牲的唯一中国抗战将领！今天，每当人们想起在驼峰航线上依然散落着的、依然闪烁银光的无数飞机铝片，仿佛就可以看到一只只由英雄灵魂化作的蝴蝶在飞舞，而在这些美丽的“化蝶”之中，就有一只属于李忍涛将军！

五、魂归清华永生

2019年3月，就在清华大学迎接108年校庆到来之际，一件印证李忍涛清华岁月的珍贵文物——1926年清华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回到了清华园。原来，这份证书原件是由李忍涛次子李定国先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向清华大学捐赠的。

李忍涛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中文，1926年6月）

可想而知，经历了战争年月的颠沛流离，经历了离开祖国的万里远行，李忍涛遗属手中保存的将军遗物寥寥可数，而这份存世将近百年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一定是他们最珍爱的物品！尽管心中多有不舍，但在专门召开家庭会议之后，李定国先生最后仍然决定将这件宝物捐赠给清华大学。

其实，这个捐赠行动非同寻常，不仅体现了李忍涛后人对清华的高度信任，更体现了越来越多海外人士对中国发展的信心。这件曾经远离故土，又回归祖国的文物虽然不是清华大学收藏年代最早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但却是众多清华英烈中唯一留存的毕业证书，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八十二年前，李忍涛将军“血洒长空，英雄化蝶，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如今，早已和英魂融为一体的珍贵烈士遗物，终于又“飞回”令他魂牵梦萦的清华园，并且永远再不分离。这本身就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将军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这正是：

早年求真清华园，海外学武意志坚；

创建新军成先锋，抗击日寇挽狂澜。

血洒长空痛扼腕，英雄化蝶心不甘；

华夏强盛慰先烈，魂归故国续夙愿！

（2025/9/4修订）

附：清华英烈名单，共六十五位（截至2019年9月）

第一批23位：杨光泩、闻一多、沈崇诲、阎裕昌、张甲洲、李冠英、齐振铎、熊大缜、陶守文、袁永懿、凌松如、孙世实、纪毓秀、黄诚、钱泽球、杨学诚、彭国珩、刘国鋕、钟泉周、李鲁连、齐亮、潘琰、荣世正。

第二批20位：韦杰三、施滉、邓维熙、何懋勋、祁延霈、袁时若、张凤阁、陈定达、姚名达、戴荣钜、齐学启、缪弘、王昊、曾庆銓、吴国珩、江文焕、黄竞武、陈月开、万家义、陈虞陶。

第三批8位：顾衡、岳岱、王鉴览、解树魁、吴新之、李忍涛、钟青援、杨潮。

第四批14位：钱昌淦、郎维田、黄维、朱谌、崔明川、王文、朱悔吾、李嘉禾、沈宗进、吴坚、雷本端、曾仪、吴若冲、石文元。

（注：原载于《史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现经作者修订，并授权发表）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