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衷的历史形象，总被“何不食肉糜”这五个字框定，仿佛他天生就该是个无能的君主。

但细究史料，会发现这个看似愚钝的皇帝，其实藏着不少被忽略的特质。他或许缺乏帝王必备的权谋与智慧，却有着寻常人难得的纯粹与善意，只是生错了时代，才落得那样的结局。

八王之乱时，司马衷身陷流亡，身边侍从星散，唯有大臣嵇绍始终护在他身前。乱兵刀砍过来时，嵇绍用身体挡住了刀锋，鲜血溅满了司马衷的龙袍。事后侍从想清洗这件染血的龙袍，司马衷却死死攥住不肯放手，反复念叨“这是嵇侍中的血，是忠臣的血，不能洗”。

这话若从曹操、刘备口中说出，或许会被视作笼络人心的手段——毕竟刘备曾为了基业抛妻弃子，曹操更是以权术闻名。但从司马衷嘴里说出来，反而透着一股不掺杂质的真诚，那是他对身边人最直白的感念。

他在位时，待人向来随和，丝毫没有帝王的架子。宫人们见惯了他的温和，甚至敢在他面前说些寻常君主听了会动怒的话，他也只是笑笑作罢。更难得的是，他虽说出过“何不食肉糜”的浑话，却并非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

翻看晋朝史料，地方遇灾时，赈灾、免税、大赦等举措从未间断。关中大旱时，他下令开仓放粮；荆楚水患时，他减免三年赋税；就连偏远州郡遭遇蝗灾，也能看到他下旨安抚灾民的记载。这些举动或许并非出自他的深思熟虑，更多是遵循朝臣拟定的章程，但至少他没有固执己见，始终愿意为百姓做些实事。

说到底，司马衷的悲剧，不在于他能力不足，而在于他坐上了一个需要极强能力才能驾驭的位置。

大一统王朝的第二任君主，从来都是历史的“试金石”。汉朝的刘恒，以仁厚平定诸吕之乱，开创文景之治；唐朝的李世民，凭战功定天下，奠定贞观盛世；明朝的朱棣，虽是以藩王登基，却拓土开疆，编纂《永乐大典》；

即便是常被诟病的宋太宗赵光义，军事上或许有短板，治国却能让宋朝经济稳步发展。这些“太宗”们，要么有雄才大略，要么懂平衡之术，而司马衷既无决断力，又缺权谋心，自然撑不起西晋的江山。

若换个时代，他的人生或许会完全不同。两汉中期便是不错的选择。那时的朝廷早已形成成熟的运转体系，权臣虽多，却少有弑君之心。霍光废了昌邑王，也只是将其贬为列侯，保全性命；即便到了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始终没敢对汉献帝动杀心。

司马衷若生在这时候，只要安安分分做个名义上的君主，不刻意招惹权臣，大可以安稳度日。他的温和或许还能赢得朝臣好感，毕竟比起猜忌多疑的君主，这样的皇帝反而让权臣更放心。

明朝的隆庆年间更是适配。那时内阁制度已十分完善，高拱、张居正等大臣足以撑起朝政。司马衷若坐在隆庆帝的位置上，凭着他信任身边人的性子，定会对高拱等人委以重任。他不必费心处理奏折，不必纠结于朝堂纷争，只需像隆庆帝那样，将政务交给内阁，自己安享宫廷生活。

以他的随和，断不会像万历帝那样与大臣闹得水火不容，反而能让内阁安心施展抱负。只要身体康健，不沾染不良嗜好，或许能比隆庆帝在位更久，成为一个被史书评价为“宽和守成”的君主。

宋朝看似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则暗藏凶险。朝臣间党争激烈，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之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对峙，都需要皇帝从中制衡。司马衷既不懂权衡之术，又难辨是非曲直，若置身其中，很可能被党争裹挟，反而搅乱朝局。

唐朝则更不必说，前期有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强势君主，后期又逢安史之乱，战乱频发，以他的能力，既无法驾驭贞观之治的盛世，也难在动荡中保全自身。元朝皇室争斗惨烈，叔侄相残、兄弟阋墙是常事，司马衷若卷入其中，恐怕连自保都难。

清朝的皇储选拔更是严苛，皇子们自幼便要在骑射、文韬、权谋中比拼，他的资质，怕是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这么看来，司马衷并非天生的“废物”，只是命运将他推到了不合适的位置。他的善良与温和，在需要铁腕的帝王位上成了短板，但若放在王朝稳定期，遇上成熟的政治体系，反而可能成为一种优势。

毕竟历史从不缺雄才大略的君主，却也需要能守住平稳的“守成者”，而司马衷，或许本就该是这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