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的三重背叛：一位开国功臣的道德困境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副耐人寻味的对联，让无数后人开始关注西汉开国名将韩信跌宕起伏的一生，也由此窥见汉初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正是对联中提到的韩信知己萧何——这位将韩信推上军事巅峰，又亲手将其送入死亡深渊的复杂人物，真的配得上知己这个充满温情的称谓吗？

经过深入思考，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萧何与韩信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萧何对韩信的所谓知遇之恩，不过是政治利益的考量，与真正的知己之情相去甚远。细究萧何的一生，他至少辜负了三个人，或者说三个重要的道德责任。

对秦始皇的背叛：一个秦吏的反叛之路

作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萧何的荣耀可谓登峰造极。他不仅被刘邦誉为功人，地位远超其他功狗将领，更堪称汉朝这个股份公司的第二大股东。虽然刘邦不可能像分封诸侯那样给予萧何实际封地，但其子刘盈那句故相国萧何，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的评语，已经道破了萧何在建国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萧何获得的殊荣，源于他过人的眼光、卓越的才能和绝对的忠诚。这三者缺一不可：没有眼光，他不会在微时就结交布衣刘邦，更不会力排众议举荐默默无闻的韩信；没有才能，他不可能成为沛县的实际掌权者，也无法成为刘邦最倚重的定海神针；没有忠诚，他不会倾尽全力支持刘邦征战四方，也不会主动消除刘邦自沛县起事以来对他的猜疑。

然而，萧何对刘邦的绝对忠诚，恰恰反衬出他对前朝秦始皇的背叛。秦朝对萧何可谓恩遇有加：他因文才和法律造诣从沛县主吏掾升至泗水郡卒史，在郡试中考核第一后，秦朝御史甚至准备调他入咸阳任职。但萧何不仅拒绝朝廷调令，还长期包庇屡屡犯法的刘邦及其家人。当刘邦担任亭长时，作为县吏的萧何竟时常伴其左右，这种行为在当时可谓极其反常。 更严重的是，在秦始皇去世次年，萧何就参与策划杀害沛县县令，公开反叛秦朝。与陈胜吴广这些被迫起义的戍卒，或项梁项羽这些与秦朝有世仇的贵族不同，萧何、曹参、刘邦等人都是秦朝体制内的官吏，他们的反叛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选择。萧何精通秦律，深谙基层政治，他本可以前往咸阳为秦朝效力，却选择留在地方静待时机。这种选择，暴露了一个官僚明哲保身的本性。 对韩信的背叛：从伯乐到刽子手的转变

韩信的人生际遇历来令人唏嘘。这位被誉为兵仙的军事天才，最终竟惨死于妇人之手，结局之悲惨与其战功之显赫形成强烈反差。

与善于政治周旋的萧何、张良不同，韩信是个性情率真之人。他在亭长家受怠慢便愤然离去，对洗衣老妪的一饭之恩却铭记终生，面对街头混混的羞辱也能隐忍不发。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被萧何举荐为大将军后，对刘邦的知遇之恩报以赤胆忠心，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天下既定，韩信的军事才能反而成了宫廷的隐忧。当除掉韩信成为朝中秘而不宣的共识时，连他身边的人都察觉到了危险，唯独韩信本人浑然不觉。此时，作为韩信的举荐者和担保人，萧何本应提醒韩信急流勇退，为其谋划保全之策。但萧何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利用韩信的信任，配合吕后将其诱杀。这种背叛，彻底暴露了萧何政治动物的本质。 韩信死后，汉朝军事力量急剧衰退。刘邦在战场上屡遭败绩，最终伤重而亡，朝廷不得不采取迁民、献金、和亲等屈辱政策，这种被动局面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得以扭转。千军易得，一帅难求——曾经深谙此理的萧何，为了向刘吕政权表忠，不惜牺牲这位军事天才，制造了这桩千古奇冤。

对自我的背叛：一个官僚的精神困境 萧何常被称为贤相，但贤字恐怕值得商榷。他对刘汉王朝的忠诚确实无可挑剔，但这种忠诚是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

在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过程中，萧何遭遇的最大挫折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他效忠的对象。从沛县小吏到汉朝相国，萧何始终活在刘邦的猜忌之中。为了自证清白，他不得不遣散子孙、散尽家财，晚年甚至一度下狱，险些丧命。这种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恐怕远非他当初押注刘邦时所愿。 汉初三杰中，韩信虽死却保全了傲骨，张良通过修道彰显气节，唯独萧何终其一生都体现出一个官僚的典型特征——精于职务，绝对服从。为了自保，他不惜自污名节，牺牲家人，甚至参与诛杀功臣。与陈平随心所欲施展权谋不同，萧何的每一次自保都源于他人的提醒，而非自主选择。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萧何的记载颇有深意：许多关键事件或被略去，或被分散在其他传记中。这种叙事安排，或许反映了太史公对萧何人格的保留态度。淮阴、黥布等皆以俱灭，而何之勋烂焉这句话，更是暗含讥讽，暗示萧何的功勋是建立在其他功臣的鲜血之上的。 萧何若未遇刘邦，本可安稳度日；刘邦若无萧何，可能终老于乡野。这样想来，萧何的人生选择，确实包含着某种对自我的背叛与辜负。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开国功臣的传奇，更是一个关于权力、忠诚与道德困境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