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就在前一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虽然经历了天京事变后实力大减，但在1861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地区，对清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就在这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时刻，年仅三十一岁的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在热河行宫驾崩，他的突然离世立即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

咸丰皇帝一生子嗣单薄，仅育有一女二子。其中次子悯郡王出生当日便夭折，因此皇位继承人只剩下年仅六岁的长子爱新觉罗·载淳。载淳继位后，按照清朝礼制，尊奉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并上徽号慈安；同时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咸丰帝临终前精心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试图通过这种制度设计来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咸丰帝尸骨未寒，一场震惊朝野的政变就改变了整个权力格局。

咸丰驾崩后不久，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便联合恭亲王奕?发动了著名的辛酉政变，以雷霆手段铲除了顾命八大臣集团。这场政变不仅彻底改变了清廷的权力结构，更开启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新时代。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慈安与慈禧共同执掌朝政，形成了晚清政治史上独特的两宫听政格局。然而历史评价往往厚此薄彼，如今人们谈及这段历史时，更多聚焦于慈禧太后的权谋手段，而对慈安太后的历史贡献则相对忽视。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实际上与两位太后的身份地位及后世历史书写有着密切关联。

从身份地位来看，慈安作为咸丰帝的嫡皇后，在法理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尊荣；而慈禧虽然因生育皇子而母以子贵，但在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其地位始终略逊慈安一筹。历史记载表明，在两宫听政期间，慈安太后实际上掌握着更高的决策权。那么为何后世会对慈安形成存在感薄弱的印象呢？这主要源于1881年慈安暴毙后，慈禧独揽大权长达二十七年的历史事实。在这段时期内，慈禧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不仅将光绪帝变成傀儡，更在事实上重塑了历史记忆，使得慈安的政治影响力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慈禧太后强烈的权力欲望与慈安太后相对超然的政治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时人评价两位太后时，常用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慈安虽然不像慈禧那样热衷于权力斗争，但绝非毫无政治才能的庸碌之辈。根据光绪朝名臣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的记载，许多重大决策如严惩失职官员何桂清、处置骄横的胜保，以及封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重臣，实际上都出自慈安太后的决断。这些史实充分证明，慈安在关键时刻能够展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判断力。

两位太后之间的矛盾在安德海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安德海作为慈禧的心腹太监，仗势欺人，连同治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违制出京采办龙衣，沿途作威作福，最终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当时恰逢慈禧患病，慈安当机立断下令将安德海就地正法。这一决定虽然大快人心，却让慈禧颜面尽失。值得注意的是，以慈禧睚眦必报的性格，竟然没有对丁宝桢进行报复，这从侧面反映出慈安在当时仍拥有不容忽视的政治权威。

在为同治皇帝选后的问题上，两宫太后的分歧再次凸显。慈安中意的阿鲁特氏最终被选为皇后，而慈禧属意的富察氏只能屈居妃位。这个结果让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深感挫败，她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亲生儿子会选择站在慈安一边。这些累积的矛盾，加上咸丰帝可能留下的制约慈禧的密诏，都为日后慈安的突然离世埋下了伏笔。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年仅四十五岁的慈安太后在钟粹宫暴毙，官方公布的死因是脑血管疾病突发。然而考虑到慈禧是慈安之死的最大受益者，加上两人长期积累的矛盾，民间一直流传着慈安被慈禧毒害的传闻。虽然这些说法缺乏确凿证据，但《崇陵传信录》等私家笔记记载的细节，以及慈安死后慈禧在丧葬礼仪上的种种贬抑之举，都让这个历史谜团更加扑朔迷离。

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翁同龢日记》中详细记载的慈安三次发病症状，确实符合脑血管疾病的特征。特别是最后一次发病时，从两颊微赤到突然暴毙的过程，与急性脑卒中的临床表现高度吻合。然而历史总是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慈安之死的真相，或许永远成为埋藏在紫禁城重重宫墙之下的未解之谜。但可以确定的是，慈安的离世彻底改变了晚清的政治格局，使慈禧得以独揽大权，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