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正值三国鼎立的关键时期，蜀汉名将关羽率领精锐之师从荆州南郡挥师北伐。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一路高歌猛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曹魏守军，先后大败曹仁所部，将襄阳、樊城两座军事重镇团团围困。面对如此危急局势，曹操急调于禁率领七军共计三万余人火速驰援樊城。然而天不遂人愿，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汉水暴涨，于禁大军遭遇灭顶之灾，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惨败使得樊城防御更加薄弱，城墙在蜀军连日猛攻下摇摇欲坠，随时都有陷落的危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东吴孙权敏锐地察觉到局势变化。他担心关羽若攻下樊城，将完全掌控荆州要地，进而威胁东吴的统治根基。经过深思熟虑，孙权决定背弃孙刘联盟，暗中与曹操达成默契，准备对关羽实施南北夹击。他派遣智勇双全的吕蒙采取白衣渡江之计，兵不血刃地夺取了荆州南郡。当关羽得知后方大本营失守的消息时，军心顿时大乱，原本骁勇善战的荆州籍士兵纷纷逃亡。在向益州方向突围的途中，关羽在麦城遭遇伏击，最终兵败被擒，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假设历史可以重来，倘若关羽在水淹七军取得辉煌战果后立即班师回朝，是否能够保住荆州基业？经过深入分析，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战场形势决定了关羽难以全身而退。军事行动绝非儿戏，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退自如。

当时关羽已倾尽荆州主力北伐，在取得三战三捷的辉煌战绩后，大军已远离南郡，深入至樊城前线。若此时仓促撤军，极可能遭到曹军追击，导致全军溃散。虽然有人认为关羽已重创曹仁主力，又全歼于禁七军，曹军已无力追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曹操坐拥中原富庶之地，兵源充足，将领如云。于禁七军虽有三万之众，但这样的损失对曹操而言尚不足以致命。史料记载，他迅速调派徐晃率领第二支援军驰援樊城，同时命令张辽集结第三路大军随时待命。若关羽在取得水淹七军的胜利后立即撤退，极可能在行军途中遭遇曹军追击。届时，长坂坡刘备十万军民溃败的惨剧可能重演。南郡必然失守，关羽能否成功突围前往益州求援都成问题。因此对关羽而言，唯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根本没有全身而退的选项。

其次，东吴方面对荆州的觊觎由来已久。到公元219年，东吴军事统帅已由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更替为力主收复荆州的吕蒙。早在鲁肃主政时期，吕蒙就多次分析指出关羽如猛虎在侧，必须早作防范。公元215年，吕蒙就曾奉孙权之命，兵不血刃地收复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待其执掌兵权后，消灭关羽的计划终于可以付诸实施。当关羽主力尽出、南郡防务空虚之际，对吕蒙而言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即便孙权当时尚未下定决心，以吕蒙的性格也必定会极力劝说主公采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鲁肃为巩固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后力排众议，将周瑜浴血奋战夺得的南郡借予刘备。然而刘备方面却迟迟不肯归还，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是孙权的隐痛。因此，孙权同意吕蒙武力收复南郡的可能性极高。

综上所述，当关羽决定发动襄樊之战，率领大军北伐之时，实际上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历史给予关羽第二次机会，让他在水淹七军后选择撤军，也难以改变最终结局。因为无论是北方的曹操还是东方的孙权，都已将关羽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两大势力极可能联手合作，共同对付关羽，最终瓜分荆州之地。这段历史充分展现了三国时期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军事决策中面临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