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强秦之计”——商鞅变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的重大改革。那时的“礼崩乐坏”和“争于气力”让中国社会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和频繁的政治变法，正是社会变化的体现。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成功，表明了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也是“时势造英雄”的典型例子。

回到西周初期，周天子为了稳固政权和社会秩序，建立了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体系。周朝通过血缘关系、战功大小和信任程度来划分政治等级。通过这样的制度，周天子希望能够保持权力的稳定，确保各个封国保持忠诚。西周的政治架构基于宗法制度和分封制，维持了几百年的统治。

然而，随着周平王东迁洛邑，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朝的衰退让各个诸侯国逐渐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原来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和道德约束，逐渐失去了效力，贵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疏远。随着各诸侯国的扩张，原本中央集权的格局被打破，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

此外，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匮乏，各诸侯国开始争夺土地和资源，战争频繁。而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使得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私田的出现进一步破坏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社会结构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在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尚能维持，诸侯们仍然愿意承认周天子的象征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天子的政权越来越松散，春秋后期，诸侯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导致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事件，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到来。

春秋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的残存，诸侯们仍能维持一定的礼仪和秩序。但进入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去了对各国的控制，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战争的频繁发生使得各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大国通过吞并小国扩大领土，导致了“王侯世卿巧夺豪取”的现象。各国纷纷争夺土地，形成了韩、赵、魏、楚、燕、齐、秦七国争霸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使得传统的礼法和道德观念无法维持，如何结束“礼崩乐坏”的局面，成为当时思想家们的主要课题。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恢复秩序和稳定。然而，这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儒家强调“托古”，希望恢复尧、舜、禹等古代圣贤的治理模式，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社会规范，才能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然而，在战国动荡的现实面前，这种思想显得过于理想化，难以得到实践。

墨家则提倡节俭与实用，注重民众的利益，虽然他的思想具有现实性，但由于强调古代圣王的德治，依然存在“托古”的倾向，难以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

道家则对“争于气力”的局面深感痛心，主张“无为而治”，希望回到更古老、简单的社会状态。但在战国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和战争的频繁使得这种思想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与这些思想家不同，商鞅的变法思想更为符合战国时期的需求。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改革，才能让国家在动荡中脱颖而出。商鞅的变法不仅从法律、经济、军队等方面入手，更注重国家的强制力和执行力，最终帮助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崛起，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总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推动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而商鞅的变法则是应对时代挑战的产物。相比于儒、道、墨的“托古”之策，商鞅的改革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契合了当时对强国强兵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