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统治者，虽然消灭了西夏王国，但是对西夏的上层人士及西夏的僧人仍有相当宽容的民族政策，彼时原西夏王朝辖地被划为西夏中兴行中书省，后来改为宁夏路总管府，后并入甘肃行中书省。党项族成为色目人的一种，地位高于汉族人。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无论佛、道，甚至基督教，均采取了宽松的态度 。从这一大背景出发，元代政府出资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这显然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虑。《元史·成宗本纪》中至元三十一年（1294）有“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版”一语，既罢之说明曾有之。

1277年至1312年，杭州地区所刊《普宁藏》、补版《碛砂藏》、河西字《大藏经》，从不同侧面，与西夏均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一、《碛砂藏》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的题记

《碛砂藏》，南宋时曾刊刻，至元代大德初年至大德十年（1297-1306），为该藏在元代补刊时期 。这本是民间的行为，以富绅、寺僧的助捐为主，但到大德十年，由于有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的支持，补刊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 。元代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 的题记中清楚地记载了这一过程，说明官府的介入及其积极的态度。松江府，元至元十五年（1278）设，辖华亭县，即今上海，属江浙等地行中书省。

国家图书馆所藏元代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刊《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三 曰：“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版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备。’管主八钦此圣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图一]这条题记不仅记载了汉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的刊刻，而且还记载了西蕃字（藏文）佛经的刊刻，说明当时杭州官方刊经种类之丰富。民国初年甘肃学者已知敦煌的文书中记载着管主八施经事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西夏佛经卷上有一款木押捺印记，其文曰：“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远流通。” 近年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佛经残叶有相同的压捺题记 。这说明元初杭州地区刻印的西夏文大藏经的确曾大量颁赏于西北地区。1917年宁夏出土的西夏文献的其中一部分当与这次颁赏有密切关系。

二、西夏文《大藏经》在杭州的刊刻

这批出土的西夏文献大部分于1929年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其中的《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的发愿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杭州路刊刻河西字大藏经的过程。据史金波先生译读，其曰：“至元三十年（1293）万寿寺中刻印。应用千种，施财万品数超过。成宗帝朝大德六年（1302）夏始告完毕，奉上敕印施十藏。武宗皇帝圣威神功无比，僧尼大安，愈加明治。法门金轮，今帝尔时东宫藏龙，建广大愿，施印五十藏。当今皇帝一达至尊至圣，……因诏重五十藏可为印刷。大臣知院净德法处心重，受敕遣用二使共勾管明。至大四年（1311）七月十一开始，皇庆元年（1312）八月望日印毕。” 据清修《西湖志纂》，万寿寺的地址在杭州孤山西南，唐代为孤山寺，北宋时改为广化寺，南宋理宗时改为西太乙宫，元杨琏真加改为万寿寺。元末寺毁。明初易名六一泉。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悲华经》题款文曰：“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奉敕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 与《悲华经》题款文相同的还有《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第五 。

从《元史》的记载，到《碛砂藏》中保存的管主八关于圣旨的题记，到以上所例举的北京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中的题记说明，至元三十年（1293）至皇庆元年（1312）间，至少刻印三次西夏文大藏经，地点杭州。即①至元三十年至大德六年（1293-1302），印造三十余部；②大德十一年（1307），印造五十部；③至大四年（1311）至皇庆元年（1312），印造五十部。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献哪些是元代杭州雕版呢？2002年为出版“西夏研究专号”并编辑一个国内所藏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对馆藏进行了整理，除以上所移录的题记，这次整理还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以下就从刻工的角度对属于元代杭州所刻的西夏文大藏经进行梳理。

这些佛经是经折装，雕版印经接纸处即版端上有用汉字俗省字刻的经名、卷数、纸数、刻字数及刻工名，如同线装书的版心。一个接纸处不一定同时有这些项，它们错落地出现在诸纸的接缝处。我们设想这些刻工或许仅仅略通西夏文，因为留下的名字为汉人姓名。刻工名在两纸接缝处，如同宋元版书刻工在版心下方，有全名，有省称，如有单一个字“周”，亦有全名“王子正”。《大悲经》虽然没有记载刊刻年代，但其上的刻工为“周子俊”、“王子正”、“台周”，而《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亦是未见刊刻年代，记有刻工“周子俊”、“任”。从此我们可以推算：既然皇庆元年台周刊刻了《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那么《大悲经》的刊刻时间当在与皇庆元年相近的年代，同理，《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应与《大悲经》的刊刻时间接近，也就是说，周子俊、台周是同时代的人；《大悲经》和《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俱为皇庆元年左右刊刻。

国图藏西夏文佛经部分刊工表

元大德六年（1302） 慈悲道场忏罪法卷第一（西夏文） 《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图二]，忏文刊工“何森秀”

大德十一年 悲华经 封面里有一印，疑为巴思八文印。刻工“周”，“”。

大德十一年 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 毛、王、英

皇庆元年（1312） 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西夏文） 台周

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西夏文） 多人施经，汉文墨书于卷末 周子俊、任

大悲经（西夏文） 周子俊、王子正、台周

《梁皇宝忏图》的刊工俞声，乃元代著名刊工，除《梁皇宝忏图》，还为宋两浙茶盐司刊《礼记正义》补版刊工，为宋杭州本《尔雅疏》补版刊工。经杭州刊工雕刊的经卷，其笔划、版式流露出宋代印刷的特点：行格疏朗，字大如钱，墨如点漆，“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 [图三]。西夏文的笔划原从汉字模仿而来，经杭州刊工的雕刊，更加突出这一特点，与西夏王朝时的雕版书形成鲜明对照 。

三、《普宁藏》的主持、刊工与施经者

另一部在杭州刊刻的汉文大藏经即《普宁藏》。该藏始刊于至元十四年（1277），至元二十七年（1290） 完成。这部大藏经本来也是以僧众和信徒的捐助为主，但同时仍然得到了官方在道义上的支持，藏于日本增上寺的《普宁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菩萨贤行愿品》卷尾的题记中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义。《普宁藏》的刊刻时间——元至元年间（1277-1290），略早于西夏文大藏经的刊刻。二者之间是否会有什么联系呢？据记载 ，《普宁藏》的官方主持人即“大元帝师、大元国师胆八上师”，“江淮诸路释教总摄永福大师”，按《元史》的记载，此永福大师或为西夏人，即杨琏真加 ，而胆八师系河西僧人 。故此，《普宁藏》与杭州路刊刻的西夏文大藏经应该有着天然的联系。此种联系，还间接地表现为有共同的刻工，和施经者的身份及其牌记。

根据日本对《普宁藏》的调查研究 ，上面所提及的《梁皇宝忏图》刊工“俞声”，至少参加了七卷《普宁藏》的刊刻。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普宁藏》另册《不空羂索陀罗尼经》，此卷佛经第十六纸版端处记刻工“陈政”。《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 记宋绍熙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本《礼记正义》之元代补版刊工中既有陈政，也有俞声。可见《普宁藏》与大德年间雕印的西夏佛经的刊工们曾经共事，而且这些刊工既刻儒学之书，也刻佛教之卷；既刻汉文之典，亦刻西夏文之册。

以下再附言西夏遗民与汉文大藏经之间一些联系的迹象。国家图书馆所藏《普宁藏》另种中有三种佛经，如《不空羂索陀罗尼经》，该卷卷首有一方框牌记，框内文字为“十方普救禅寺常住住持嗣祖沙门福真记”，卷末有朱印“李□□光明禅师”，“□□”二字乃西夏文[图四]；尚有两个牌记，其一为汉文(14.7×4.5厘米)三行：“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其二为雕版西夏文牌记（22×8.5厘米）[图五]，有上覆莲叶下托莲花之雕饰，共四行文字，行19-20字，共71字，据史金波先生释读，译文为“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圆和尚李惠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 ，基本内容同汉文牌记。国家图书馆藏另一卷《普宁藏》另册是《不空羂索信咒王经》，其卷末亦有那枚朱文印章、汉文西夏文牌记各一、“沙门福真记”的牌记。国家图书馆的李际宁先生曾集中各地所存元代佛经卷末的相关题记，考知李惠月是西夏遗民，年幼时西夏国灭，遂出家在贺兰山下，后游历塞北、江南。各条相关题记最晚纪年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彼时距西夏国亡（1226）已有65年。关于李惠月禅师施财刊刻佛经之题记，据统计，国内外有16件，其中至少7件属《普宁藏》，至少两件盖有西夏文牌记 。

上面曾经提到《普宁藏》的刊刻，有江淮诸路释教总摄永福大师的支持，得以顺利完成。判断永福大师是西夏人，除了《元史》的记载，《普宁藏》中的一幅扉画有髡发状的人物，旁边雕有“总统永福大师”数字，这说明“永福大师”的确是西夏人；郑振铎先生所藏的一卷《碛砂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的扉画，内容全同，但旁边所雕文字为“都功德主江淮诸路释教总摄永福大师杨琏真伽” 。

三部《大藏经》与西夏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题记、刻工、西夏遗民和西夏文牌记的考索，可以感受到元初杭州地区的刊刻印刷，受到官方民族政策的深刻影响，汉族优秀刻工的精湛技艺，对西夏文化留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最近的研究，初步认为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曾经过明代的修补，说明西夏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