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厌恶抵制党争，为什么欧美却公开鼓励党争？
中国古代的党争与现代西方的党争，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都围绕着权力斗争展开，唯一的不同在于背后的政治框架不同。
中国从宋朝开始，政治生态就定型为“皇帝依赖士大夫行使权力”，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集团则通过执行中央的命令来获得利益。这种结构下，皇帝希望官员们像诸葛亮那样，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不图个人私利；而官员们则希望皇帝像汉献帝一样“垂拱而治”，基本上不干预日常事务，只需在需要时签署命令即可。百姓则作为第三方参与其中，若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难，最终可能引发反叛。
在古代中国，党争一旦爆发，往往表现为小团体之间为争夺利益而将个人或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双方有时会为了私人家族的利益争斗，而非国家的长远发展。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因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维护皇权和国家统一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某一派系的私利。
即便进入现代，这种政治结构依然延续着。中国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政治，少数掌握权力的人需要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而这种治理需要进行制衡和权力博弈。这种制衡与博弈，在历史上已形成了稳定的政治体系。
与此不同，西方的政治则是一种多数人政治。无论是选举制，还是股份制公司，西方国家都强调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在这种模式下，不需要像中国那样进行复杂的权力制衡和博弈，因为决定权在多数人手中，政治力量的形成主要依靠实力与民意支持。
西方的政治文化强调消灭对手。政党之间的竞争是为了削弱或吞并对方的势力，这与中国的少数人政治截然不同。西方的政治机制也因此存在一种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底层逻辑。几乎所有国家都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认同，哪怕是一些较为薄弱的国家如缅甸或菲律宾，也以民族主义为其政治核心。
与中国的少数人政治不同，西方的多数人政治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因为在多数人政治中，政党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往往会采取扩张、征服等手段。而一旦内部的经济增量减少，外部扩张困难时，内部的改革就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差异也导致了欧洲的分裂。由于西方国家内部很难达成有效的妥协，才出现了众多国家的割据状态。西方的民族主义使得他们在历史上有了强烈的扩张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促成了他们的全球殖民。
总的来说，中国的少数人政治有其独特的优点——稳定与集权，但也因此缺乏足够的扩张性；而西方的多数人政治，借助民族主义的推动，具有更强的扩张性，但也更容易陷入内部分裂和改革的困境。这两种政治体系各有千秋，且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世界观和国家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