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

不过，虽然主力红军走了，但南方依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其中，作为红军在长江以南留守的唯一一支正规部队红16师，更是在这场战斗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惨烈牺牲。

这支部队曾先后抗击了国民党正规军16个师的围剿，仅1934年夏天就承受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9个师又3个旅以及湘鄂赣三省地方保安团的清剿，部队一度被打到只剩下70余人，但还是屹立不倒，三落三起浴火重生。

回看历史可知，红16师和湘鄂赣苏区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惨烈的战斗。

1934年1月，新任省委书记陈寿昌和新任军区司令徐彦刚刚与老省委交接完工作，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强攻，最终丢失。

后来国民党部队乘胜追击，试图攻占铜鼓排埠，当时根据地只有由伤病员组成的红16师第47团，人数不足800人，我军与敌血战，僵持两天后不得已撤出战斗。

好不容易省委和红16师主力会合，结果又遭到国民党三个师和地方保安团的包围，在这场血战中，红16师师长高咏生牺牲。

可众人来不及擦干眼泪，在转移的过程中再次遇到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部队甚至被打的只剩下一营人马。这就是三落三起的“第一落”，史称六七月事件。

红16师开局就遇到巨大打击不过红16师的几任领导层能力都在线，于陈寿昌和徐彦刚领导时期，他们就充分调动了湘鄂赣边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老百姓都深受革命洗礼，不仅受到毛主席秋收起义影响，还经历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以及阳新、大冶的兵爆。

因此红16师即使遭遇了这样大的损失，可依旧有当地老百姓积极参加红军。

正如资料记载，除了老小以外，青年十之八九都到红军中去了，所以红16师很快又焕发战力，甚至后来一度扩张到5000余人。

但湘鄂赣苏区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红16师在这里不仅可以牵制围堵长征的国军兵力，配合红军主力长征，而且还能对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老苏区的革命斗争起到支援目的。

因此，每次红16师恢复点元气就又会遭到国民党几十倍的兵力的围剿——如历史档案所载，敌人每次以坚固的碉堡为依托，大规模的向苏区进攻，每年数十次，每次七、八或十几天。

在这种级别的打压下，好不容易壮大到5000多人的红16师又遭遇第2次挫折，即麦市突围和两次大损失。红16师拼死与敌作战，部队最终被打的只剩下七八十人。

好在新接任的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代理政委傅秋涛，成功稳住局面，而且又重新恢复建制，部队再次增加到1000余人。

只是没多久，第3次大挫败就来了，由于作战太过于艰苦，红16师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的叛变事件，比如红16师先后两任师长方步舟和冯育云都先后叛变。

甚至国民党还设立招抚公署，竭尽招降纳叛股或分化之能事，对本就摇摇欲坠的红16师进行分化，根据傅秋涛后来的报告所说：我们跑到哪个地方，他就招呼到哪个地方。

而在连续三次挫败后，除了开篇提及的红16师师长高咏生牺牲以外，后来又陆续有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牺牲，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16师师长徐彦刚被当地歹徒杀害，他的继任者严图阁也因战伤和肺病恶化，不幸病逝。

还有两任参谋长魏平和郭子明，以及两任政治部主任林瑞笙和黎申庚先后牺牲，这些领干部的接连阵亡，又给红16师造成巨大动荡。

还好傅秋涛和钟期光等人顶住了压力，当时红16师喊出口号：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下去。另外当地的百姓也是拼命的支持红军，决心和红军一起对抗国民党。

这中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例如奉新县就有2个村民熊其吉和何保罗，他们一个把粮食和药品悄悄放在无人居住的屋内让红军来取，一个则冒着危险将重要情报放在坟墓或神龛之下，让红军去拿。

另外还有平江黄金洞苏区一个叫易丙凤的老大娘，她更是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临走之前还把仅剩的一条床单给了儿子，眼看儿子不要，她只能母子俩各分一半，让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红军。

正是靠着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红16师新任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部队终于熬过三年惨烈的游击战争，后来又成为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建国以后，傅秋涛和钟期光这两位红16师的重要领导人被授予上将荣誉。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叛徒方步舟后来被既往不咎，1958年曾调到南京市民政局担任副科长。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红16师的斗争太惨了，即使方步舟在当时叛变，但他也依旧在1943年保护其辖区内的地下党员，甚至还被国民党第九战区以纵匪殃民的罪名拘捕入狱。

等到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时，他又率领部队起义，并参加了一系列的解放战斗，因此陈毅等人在讨论关于他的问题时，最终决定作出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最后，对于红16师的历史地位，毛主席曾作出过重要指示：在同党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 ，能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卫苏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