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建立了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该机关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报、建立秘密电台沟通中央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保卫高层人物不被逮捕或者暗杀,以及渗透民国政府,打入敌人内部、暗杀叛徒、营救被抓的同志。
中央特科主要在上海活动,其领导和骨干包括陈赓等人。由于该机构性质特殊,所以在里面工作的同志,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在为什么部门工作。中央特科最后的一位红色特工,花了67年的时间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姚子健,江苏宜兴人。在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上学期间,他就经常参加学校发起的请愿和学潮活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当地政府担心这些进步人士会闹出更多的幺蛾子,便责令该校师生离校,而姚子健回老家当起了小学代课老师。
后来,姚子健考上了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到学校后,他才知道这所学校隶属于民国政府参谋本部军事化管理。1934年初,19岁的他顺利从测量制图班毕业,被分配到南京政府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印制地图部门工作,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没过多久,在同乡好友、地下党员舒曰信的介绍下,姚子健认识了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鲁自诚。经鲁自诚介绍,他秘密加入我党,从事特工工作。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央特科的一员。为了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自己患有眼疾为由,申请调动工作,被意外调到了收发和保管军用地图资料的部门工作。在该部门,他负责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军用地图,还有部队的运作、调动等信息的大量重要文件。从那以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随时关注着国军的动向,然后想办法把情报传递给舒曰信。因他做事非常小心谨慎,加上当时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所以他从未被怀疑过。
1938年,前线战事异常紧张,姚子健申请去前线杀敌,组织同意了他的申请。年末,他结束了地下工作,前往香港。四个月后,他带着香港情报站负责人潘汉年给自己写的两张纸条,踏上了去往延安的路。纸条上写着:“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为党工作多年”,落款写的是“小开”。到达延安后,姚子健把一张纸条交给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另一张给了抗大的校长。延安方面只知道他是可以信任的同志,不知道他曾经的身份。中央特科在1935年10月就不存在了,作为一条隐蔽战线,该机构中的大多数人都从未被人知道,姚子健亦是。
直到2001年的一天,姚子健老人的儿子姚一群听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沈安娜。她在讲述的过程中提到了父亲曾提过的人的名字,姚一群觉得眼前这位老人可能也是父亲的战友,于是在讲座结束后,安排了两位老人见面。俩人互相告知了对方自己的工作经历,经沈安娜老人确认,姚子健老人才知道自己曾经是中央特科的特工。沈安娜老人立即将此事汇报给国家相关部门,他才有了真正的特工身份。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至此,中央特科最后一位红色特工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