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吴三桂这样的异姓王，尤其是他这种实质上拥有一方土皇帝般权力的存在，不论是清军入关时实际掌控政权的摄政王多尔衮，还是后来的顺治帝，心里都明白这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冒这样的险？答案很简单：利大于弊。为了长远的统治和扩张，他们只能做出这种选择。 清军入关后，虽然他们深知藩王带来的潜在威胁，但历史上类似的教训让他们不敢掉以轻心。远到汉朝的七王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近到明朝的燕王朱棣通过篡位的血腥教训，都警示着他们：若不控制住藩王的权力，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即便如此，为什么清朝还是选择大封吴三桂等异姓王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需要借力打力，通过这些降将来帮助自己稳定政权，扩大疆域。 清朝能成为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首先就得感谢它的幸运。作为一个来自关外的小小割据政权，满打满算，清朝入关时的总人口不过二十多万。这么小的基数，如何能统治广袤的中原呢？更重要的是，入关时，清朝的八旗精锐部队也不过十万人左右，这点兵力根本不够支撑如此庞大的战局。因此，清朝选择借助那些愿意投降的将领，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攻占中原。

有一句话说得好：明末明军成了清军，农民起义军成了明军。这句话精准地描述了清军入关后的情形。当时，许多明朝的官兵纷纷投降，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余部也转而加入南明，为了对抗清军。这种通过降兵壮大自己的做法，恰好成为了清军扩张的一条捷径。尤其是当清军攻破南明弘光政权时，投降的江北四镇就有数十万兵力，像左良玉这样的将领，带着号称八十万大军的军队投降。 清军南下扩张的策略是依托少数精锐的八旗军，配合大量投降的明朝士兵，利用他们的兵力来打下一个又一个城市。靠着这一聪明的方式，清军在一度取得了快速的胜利。但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毕竟八旗精锐的数量实在有限。随着剃发易服政策的深入，民众的反抗情绪愈发强烈。虽然南明失去了长江防线和南京，然而南方的反抗力量与北方的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呼应，清朝一时之间难以真正稳定南方局势，甚至面临着被赶回关外的危险。 这时，清朝的扩张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南方，特别是云贵和两广地区，清军原有的战略模式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表面上看，清朝似乎对南方的控制力不足，采取之前的模式无法产生明显效果，甚至可能效果微小。但从深层次来看，南方的南明抵抗力量代表了全国人民复兴华夏衣冠的最后希望，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了人心所向的象征。持续僵持下去，清朝的政权将岌岌可危。

因此，在多尔衮的末期和顺治帝亲政初期，清朝的统治阶层做出了重要的政策调整——以汉制汉。他们选择了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等四位异姓王，派他们南下，帮助清朝消灭南明政权和其他抵抗力量。清朝对这些异姓王的态度是默许他们所打下的地盘可以自治。正因如此，吴三桂等人便开始了类似明朝沐家那样的世袭统治。 从长远来看，清朝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划算，因为这为后来的三藩之乱埋下了隐患。但从短期来看，这无疑是一笔划算的交易。正是依靠吴三桂等四位汉人异姓王的南下，清朝最终消灭了南明政权，吴三桂更是将南明永历帝从缅甸抓回，绞死于昆明，至此，南明的复国之梦彻底破灭，清朝也成为了唯一的正统。而台湾郑氏的孤立无援，使得他们在南方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威胁。 然而，康熙时期的削藩行动过于激进，如果采用更温和的方式，三藩之乱的规模或许不会这么大。也就是说，三藩之乱，是在大封吴三桂这些异姓王后，可能出现的众多局面中，最严重的一种罢了。

所以，从多尔衮的摄政到顺治帝亲政，无论如何来看，起用吴三桂等异姓王，的确是一个相对划算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