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石达开斥责韦昌辉:“事情闹大了,你自己看着办吧”。韦昌辉恼羞成怒,杀了翼王府一千多人,石达开连夜逃离南京,两人的盟友关系到此为止。
那么,韦昌辉、石达开为何要翻脸呢?这事说来话长,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利益分配不公,他们从朋友成为敌人,自相残杀。
一天,韦昌辉正在江西作战,洪秀全的使者来到军营:“北王殿下,天王让你赶快回到京师,杀了杨秀清,清君侧。”
与此同时,洪秀全的另一位使者,也来到湖北洪山大营:“翼王殿下,天王遇到危险,杨秀清逼封万岁,赶紧勤王吧。”
得到天王的“口谕”,韦昌辉、石达开做出不同的选择。韦昌辉遵守协议,率3千兵马星夜兼程,风餐露宿,“奉召讨贼”,突袭东王府。
石达开犹豫不决,但君命难违,且彼此有协议,也不好意思不回。此时,张遂谋站出来:“殿下,东王是天父,党羽众多,手握重兵,此举风险很大。”
缺乏果断勇气,是石达开一向的风格,即便单干之后也是如此。张遂谋见翼王犹豫,便提出意见:“天王、北王、东王之间厮杀,对我们有利。不如坐观事态发展,再做决定。”
李秀成在《自述书》中明确说:“东王跋扈,北王、翼王密议,诛杀东王,及其兄弟三,杨辅清、杨原清,其余皆不得多杀。”
石达开、韦昌辉是同盟,为了扳倒嚣张跋扈的杨秀清,他们支持洪秀全,成为战略盟友,共进退。但是,韦昌辉、石达开很理智“杀三人,其余不多杀”,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天京事变,原本只说杀3人,结果2万人死于内斗,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协议压根无法遵守。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有各自考虑,都希望填补杨秀清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这注定是一场劫难。
“军师负责制”下,洪秀全是“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务,并没实权。况且杨秀清是“天父”,他也不想承担责任,从而让东王、北王、翼王、燕王集团相互厮杀,然后收回权力,实现大权独揽。
韦昌辉痛恨杨秀清经常“天父下凡”杖责自己,还剥夺自己统领水师以及京师卫戍的权力。再则,太平天国实力派,论资排辈,韦昌辉第二。杨秀清是军师,韦昌辉也是军师,石达开则不是。
杨秀清被杀,按照“军师负责制”的规则,理应让北王辅佐政务。如此,韦昌辉对天京事变比较积极,他想顺理成章地接过东王的权力,主宰太平天国。
对石达开而言,杨秀清、韦昌辉辅佐政务没有本质区别,自己都不能挤进权力核心。再则,杨秀清是“天父”且手握重兵,率兵“勤王”的风险比较大,故而选择留在武昌,成为左右局势发展的力量。
三人同盟不可靠,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没有发布圣旨,承认事变合法性,导致韦昌辉陷入孤立。韦昌辉一怒之下,滥杀无辜,既是为了自保,也是泄愤,城内如同一锅粥。
听闻南京血流成河,石达开心急如焚,便带着曾锦谦、张遂谋回京,劝阻韦昌辉滥杀。李秀成《自述书》所言:“翼王与曾锦谦、张遂谋,狼狈赶回京师,计议免杀之事。”
韦昌辉讨厌石达开“迟到”,回来还斥责自己,不由恼羞成怒。韦昌辉看来,诛杀东王杨秀清,天王、北王、翼王的协议,凭什么让我当炮灰?你们反而是摘桃人,还当老好人。
韦昌辉动了杀心,石达开连夜逃走,被秦日纲追杀。韦昌辉继续泄愤,杀了翼王府上下一千余人。石达开则在武昌起兵“靖难”,杀回南京,扬言:“不得韦昌辉狗头,则班师回朝,攻灭京师。”
洪秀全无奈,下令捉拿北王,韦昌辉困兽犹斗,率兵攻杀天王府。但是,韦昌辉带回来的士兵不多,此前跟东王兵马交战又损失过大,没能破城而入,结果被抓捕,大卸八块,首级送给石达开。
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回京辅政,要求洪秀全杀秦日纲、陈承瑢。洪秀全则希望秦日纲、陈承瑢能制衡石达开,故而没答应,但石达开强烈要求,洪秀全只能杀了他们,但君臣之间没啥信任可言。
1857年5月,石达开率兵外出单干,脱离太平天国,结果屡战屡败,最后兵败大渡河,凌迟处死。太平天国也元气大伤,从巅峰跌落谷底,败亡不可避免。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