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后,王权没落、霸权兴起,周王国处在丛林法则下,弱肉强食。诸侯相伐的大格局下,霸权的兴衰不但是列国制度变革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通常而言,制度变革越彻底,国内人才就更容易出头,国家的发展也就更为迅猛。
然而,也有例外。春秋时就有这么一个国家,早期对分封制进行了变革,让国家得到了迅猛发展;可春秋中期以后,它虽然依旧强大,国内却出现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致使其在春秋中晚期步入了中衰。这个国家,就是创造了“楚材晋用”成语的楚国。
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称得上是东周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照理更应该是他国人才流入楚国而不是楚国人才流失;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现实在于,虽然存在他
囯
人才流入楚国,但相比于楚国人才流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二者都不可同日而语。
“楚材晋用”,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很多流失人才还对楚国造成了巨大伤害:析公逃到了晋国,助晋人打赢了绕角(今河南鲁山东南)之役;雍子奔晋,在彭城(今江苏徐州)率晋军战胜了楚军;斗越椒之子苗贲皇逃亡晋国,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中替晋人出谋划策,使得楚军大败、霸业顿失;申公巫臣为报灭族之仇,帮晋人扶持吴国与楚国作对,埋下了日后吴王阖闾攻破郢都的祸根;伍子胥逃往吴国,为报父兄大仇助吴人伐楚,差点灭了楚国……。
由此可见,楚国的人才外流,切切实实地对楚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作为东周“超级大国”之一,各方面条件都应该远超一般诸侯国,为什么楚国还留不住人才?为什么“楚材”不能在本国得到重用,到了他囯后却能大放异彩?楚国虽然强大,可政治、文化却与其他诸侯国存在显著差异。特别在进入春秋中期后,楚国政坛“多淫刑”,内部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所谓“淫刑”,就是刑罚没有常法,经常被人滥用。
楚国执政,传统上就偏于严苛。楚武王时期,他的儿子莫
敖
屈瑕战败,回国后主动以死谢罪;楚文王时,权尹阎敖没能守住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逃回后被处死;楚成王时,令尹子玉因城濮战败而自杀,令尹子上因泜水作战不利而被杀;……。
从楚武王到楚庄王这段时期内,楚国公室还能保持着励精图治的状态,威信较高。因此,这段时期楚国公室对大臣的处置大多还能服众。即便如此,楚文王处死阎敖依然引起了阎敖族人的高度不满,发起了叛乱;而正是这次叛乱,直接导致了楚文王的死亡。楚文王杀阎敖的后果证明,楚国中下层原本就对公室执政严苛抵触情绪极高。楚共王之后,楚国政坛风气日渐腐化堕落,滥用刑罚的情况与日俱增。申公巫臣携夏姬逃亡晋国后,令尹子重与司马子反因私怨对他进行报复,不但尽灭巫臣之族,还连带杀了连尹襄老(夏姬前夫)之子。随后,子重、子反二人还与沈尹、王子罢等人私分了巫臣族人的家产。子重、子反如此假公济私,让申公巫臣怒不可遏,特意托人送书谴责道:“你二人以馋慝贪婪来侍奉国君,四处滥杀无辜;我必将令你二人疲于奔命而死!”
为报大仇,申公巫臣向晋景公提议扶持吴国,由他本人亲自出使吴国传授中原的先进战车战术,驱使吴人频繁从背后偷袭楚国。这以后,子重与子反二人就常年来往奔波于北上争霸与南下防吴的征途上,吃尽了疲于奔命之苦!
滥用刑罚的另一严重后果,就是“楚材”逃离楚国后往往心怀仇恨,经常借敌国之力前来复仇,让楚国损失惨重。在楚国,有功时难以得到额外奖赏,有过就因“淫刑”而大概率以死抵罪,那谁还敢轻易出仕呢?楚康王之时,一度想提拔司马
蒍
子冯来做令尹。可蒍子冯竟然装病不肯赴任,迫使楚康王不得不改任子南为令尹。令尹,是除楚王外的第一要职,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要职都会被人拒绝,可见楚国仕途确实吓退了不少人。
除了“多淫刑”之外,楚国机制也难以让人人尽其才。楚国的析公、雍子、苗贲皇、申公巫臣、伍子胥等人,出逃后都被他囯重用,给楚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与之相反,他
囯
人才逃入楚国后,却常常无用武之地,很多人都被边缘化了。
公元前576年,晋国大夫伯宗被“三郤”杀害,他的儿子伯州犁被迫逃到了楚国。伯宗是晋国贤人,以忠于公室、直言不讳闻名于世。伯州犁到达楚国后,也颇受楚共王重视,被任命为太宰。公元前575年鄢陵决战之前,根据晋军动态伯州犁精准预见到了晋军行动的目的,充分展现出他的才干。
不过,伯州犁此后的发展,却有些出人意料。
公元前547年,楚、秦二国进攻郑国,俘获了郑军主将皇颉。战争结束后,王子围与穿封戌二人为谁俘获了皇颉而争执不下。此时,伯州犁提出,让皇颉自己出来指认以解决这场纠纷。为讨好王子围,伯州犁在众目睽睽之下上下其手地疯狂暗示,成功让皇颉承认是王子围俘获了他!
以忠正不阿闻名于世的伯宗,儿子竟然成了溜须拍马能手,这算不算是意外?
很多人认为,伯州犁的本性就是如此。但从王子围在篡位后首先就要杀伯州犁来看,伯州犁应该是楚国公室的忠臣。然而他之所以要讨好王子围,恐怕与蒍子冯拒绝当令尹的理由一模一样。楚康王即位后,五位弟弟倍受他宠爱;虽然弟弟们都没担任要职,依然可以严重影响朝政。王子围与穿封戌争功,就是现成的案例。正是见到众王子严重干扰国政、难有作为,蒍子
冯才拒绝去当令尹。身为晋人的伯州犁,要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想讨好楚国权贵也就有情可原了。
伯州犁的堕落,就是环境使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众多人才难有用武之地,证实楚国确实难以人尽其才。
公元前552年,楚康王想提拔
蒍子
冯为令尹,蒍子冯却装病不愿赴任。不得已,楚康王只能改命子南为令尹。
子南即公子追舒,是楚庄王之子,楚康王亲叔。子南身边,有位名叫观起的庶人极为受宠。观起祖上曾是楚国卜尹,因为不是嫡子,到观起这一代就从士人降格成了庶人。在周代,庶人虽有人身自由,却不能从政。如今子南当上了令尹,权势大增;令尹要宠信一个人,还管他是士人还是庶人?
于是,子南就公然赏给观起车马数十乘,每天都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数十乘车马,那可是士大夫的待遇;观起一介庶人,没有任何战功,竟敢如此炫耀?楚康王得知此事后,极为愤怒,瞅准时机就命人当朝擒杀了子南,还将观起车裂!
通常以为,这是子南培养私人势力招惹来的杀身之祸。可令尹身边有一两位宠臣,就足以构成死罪吗?
观起为人究竟如何,今人无法得知。可他的儿子观从却凭借一己之力,策划、推动了王子弃疾、王子比、王子皙三人推翻楚灵王,最终让王子弃疾篡得了王位。虽然观从不是楚平王亲信,可楚平王却极其欣赏他的才干。观从逃走后,楚平王费尽心思将他找回,并让他随意挑选楚国职位!观从才干,得到了楚平王推崇;那么培养了观从的观起,其才能又会是如何?
因此,子南宠信观起,更可能是因为他有才干,而不是其它。或许正因观起才能出众,子南才遭到了楚康王嫉恨,招来了杀身之祸。在楚国,令尹重用一位有才干之人都会被公室视作威胁,那么各阶层官员谁还敢随意提拔、重用人才呢?这正是楚国人才选用的另一重大弊端:除了
公室
少数掌权者外,任何其他人都不能随意选用人才。可公室对外的接触面毕竟有限,如此狭窄的仕途通道,又怎么能保证大多数楚国士大夫都人尽其才呢?
虽然楚国在用人时存在种种问题,可那么多“楚材”能被他囯重用而且大放异彩,证实楚国确实盛产人才。之所以如此,也许就源于楚武王创立的县制。县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县尹由楚王直接任命、直接管理。一旦县尹出现缺失,楚王随时可以撤换,严重时县尹甚至会被杀。巨大业绩压力下,县尹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赢得楚王信任。对比东周普遍流行的世袭分封制,县制无疑更能锻炼和培养人才。
自楚武王创立县制后,楚国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就是“灭国为县”。因此,到春秋中晚期后,楚国治下的县越来越多,培养出的人才也就随之增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的县尹在楚国都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县尹再往上,就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公室要职。
在春秋早期,令尹要么是由若敖氏家族垄断,要么就是王族中人担任;春秋中期后,若敖氏式微,
蒍氏
与屈氏才得以偶尔出任令尹。其他弱势公族及外族人士,除了楚文王时的彭仲爽与楚惠王时的沈诸梁外,在春秋期间再也没有谁能当令尹。不光是令尹,司马、莫敖等等要职,外族人士要想染指也是千难万难。
在吴王阖闾攻楚之际提出宏伟歼敌计划的沈尹戌,才能远胜当时令尹囊瓦与司马子期。可沈尹戌不过是左司马,权位在子期之下,完全没有战场决策权。最终,令尹囊瓦临时改变作战计划,造成了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之败,让楚国郢都沦陷!
沈尹戌的悲剧,证实了楚国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无论再怎么有才,如果不是公室近亲,都难以获得令尹、司马等等要职。申公巫臣出身于屈氏,所管理的申县(今河南南阳)也是晋、楚边境上的重要城邑,可他却甘愿放弃楚国的一切、逃往异国他乡——关键就在于巫臣遭遇到了仕途“天花板”,已看不到前途,所以干脆放弃,情愿与美人共度余生去了。
春秋早中期时,楚国能迅速发展壮大,就在于楚武王改革了分封制,创立了县制。县制创立,一方面让楚囯摆脱了分封制弊端、增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让大量楚人登上县尹岗位,得到了充分的培养和锻炼。
可在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公室集权的不断加强,楚国人才选用机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公室集权程度高,执政严苛而“多淫刑”,让众多“楚材”在仕途上倍受摧残,很多幸存者还因此与楚国反目成仇;政治环境的种种险恶之处,让众多“楚材”都难以人尽其才,仕途举步维艰;狭窄的仕途通道,让楚国人才从政热情大打折扣;仕途的“天花板”效应,更是让众多的“楚材”对楚国彻底失望!用人存在这么多弊病,楚国又怎么能留住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