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疯老头”华子良。他被关押在军统秘密监狱14年,为了不让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忍辱负重,在监狱里装疯卖傻。后来还有一部叫《华子良》的京剧,也生动地讲述了他的故事。
华子良的原型就是韩子栋,现实当中的韩子栋与艺术作品中的华子良有着怎样的联系,他为何会被军统关押14年之久,逃出监狱后晚年的结局又是如何?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分享一下韩子栋的故事。
韩子栋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念过几年私塾,在兄长的支持下于1925年考入山东省立二中。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各地青年纷纷参加革命。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同革命,韩子栋便加入了国民党。
1929年,他因在煤矿组织工会,维护工人利益,得罪了资本家,党部也认为他与共产党有联系。于是以图谋暴动的罪名将他开除党籍,并在全省通缉。
韩子栋得到消息以后,立即逃离山东,来到北平。他一边在书店打工,一边在一家私立学校读书,后来考入了中国大学经济系。他工作的春秋书店,是进步人士创建,平时暗地里销售革命书籍。韩子栋也拼命阅读这些书籍,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一名叫周怡的顾客经常来书店看书,与韩子栋闲聊。这个周怡是陈赓领导下的北京特科的核心人员,当时特科创建不久,大家在分头物色、发展成员。经过长时间观察和交谈,周怡发现韩子栋思想进步,对革命理论也很熟悉,于1932年1月发展他成为党员。后来韩子栋在自述报告中写道:
从这天起,我觉得我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成了最幸福的人!
此后,春秋书店成了北京特科的秘密办公点。当时戴笠也刚在北平建立华北区特务机构,由郑介民担任区长,机构名叫“蓝衣社”,是军统的前身。为了获取敌人情报,组织考虑到韩子栋过去在国民党当中工作过,还有学生的身份掩护,决定派他打入蓝衣社。
蓝衣社禁止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这使韩子栋能接触到的信息非常有限。他想了一个办法,在学校发展熟悉的社员,这些社员被分配到各个部门,而他又跟这些人有联系,便可以更广泛地获取各种信息。他出色地完成了组织安排的各项任务。
然而初期蓝衣社的组织非常严密,成员之间往往相互监视,韩子栋工作不到半年就被人告密。他回家躲避了3个月,以为风波已经过去,于是返回北平。但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起初韩子栋被关押在北平,审讯他的是有“阎王殿”之称的宪兵三团。但无论敌人怎么折磨,韩子栋始终咬紧牙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又一次酷刑中,韩子栋昏死过去。法医过来摸不出脉搏,给他填写了死亡证明。
当时蓝衣社失秘严重,各派之间相互攻讦。主审特务害怕被指责与韩子栋是同伙,背上“杀人灭口”罪责。他找来医生,到停尸房进行抢救,最终命大的韩子栋醒了过来。之后,特务也不敢再对他用刑,将他转移到南京军统秘密监狱。
抗战爆发以后,韩子栋先后被转移到武汉、益阳、息烽等地,最终于1946年7月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每到一处,特务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本领,都会拿韩子栋这个顽固分子练练手,试图撬开他的嘴。老虎凳、辣椒水、电椅、木棍夹手指……各种酷刑,韩子栋都尝试了一遍,连牙齿也被打脱落光了,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一个特务对他说:“想死?没那么好的事,死只5分钟,我要你生不如死,吃不消了就得‘悔过自新’。”监狱里面生活异常艰苦,特务发的米被称为红米,是稻谷和稗子混杂。里面还掺杂着大量沙石杂物,让人无法下咽,但饿到极点以后,也只能囫囵着一起吞下去。
监狱里暗无天日,尤其是关押在息烽洞时,岩洞里面阴暗潮湿,监室很矮连腰都伸不直。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加上营养不足,他患上了多种疾病,30多岁的人看起来像50岁一样。
由于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他一直被以“严重违纪人员”身份被关押。在监狱里面军统违纪人员瞧不上他,革命志士更不愿搭理他。他始终默默无语,不参与各派的纷争。只有经过长时间交流,觉得信任的革命志士,才会告诉他自己真实身份。
他曾与一个疯子关在一个监室,为了不让自己身份暴露,他也开始学起疯子来。
经过长时间关押,本来就骨瘦如柴,蓬头垢面。他经常沉默不语,眼神空洞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候捡着掉在地上的锅巴不停地嚼,直到牙床出血。特务们看他疯疯癫癫以为他被关傻了,都叫他“疯老头”,平时都拿他寻开心,偶尔让他到监室外活动。为了生存,他只能忍辱负重。
一天,军统特务沈醉到白公馆看守所审问犯人,看到韩子栋在外面,便问身边的特务:“这人怎么在外面?”特务告诉他:“这个老头被关疯了,让他在外面活动活动,不会惹事。”沈醉说:“我看他是装疯,真疯了的人眼神不会这么机警。”结果韩子栋又被关了好几个月,连他自己也是几十年后遇到沈醉时才弄明白原因。
白公馆内有一个秘密党支部,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越狱办法,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尽可能地组织集体越狱;二是个人有机会也可伺机越狱,逃出一个是一个;三是发动斗争,争取改善生活。
经过集体斗争,特务们答应将伙食和监狱内的小卖部交给犯人自己管理,并挑选韩子栋为管理员。因为他关押时间长,平时疯疯癫癫,特务们都认为他不敢乱跑。加上他不是本地人,对重庆根本不熟悉,外出不会有太大问题。
在特务杨进兴的带领下,韩子栋到磁器口街上去采购物品。每次上街,他都闭口不言,暗暗观察监狱四周地形和岗哨位置,并冒险画了一张地图交给党支部。每次经手的钱总是分厘不差,采购完东西立即返回监狱,从不乱跑。连特务们也说:“这疯老头子,咱们就是把他放了,他也要跑回来。”
息烽洞监狱然而集体越狱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1946年8月,被关押在白公馆内的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员车耀先就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尤其是1947年以后,解放战争形势开始转变,国民党将战场上失败的怨恨发泄到被关押人员身上,不断杀害革命志士。
鉴于这种形势,大家商量集体越狱可能性越来越小,要求韩子栋找到机会先逃出去,把监狱内的情况报告给组织,以采取办法营救。
韩子栋到街上买东西,一般由杨进兴带领。杨进兴人高马大,还会点功夫,为人凶狠机警,由他带出去韩子栋找不到任何逃跑的机会。1947年7月18日那天,杨进兴等几人外出,韩子栋借口要上街买货,便由卢明森带他出去。
一路上,韩子栋都在想怎样逃走,却始终找不到机会。正在懊恼之际,两人走到磁器口,遇到白公馆军医王殿。王殿说:“天气这么热,我们去吃点冷食。”韩子栋掐着大腿,心里想答应吧,答应吧……但卢明森却婉拒了,这让韩子栋直叹气。
说来也巧,这时白公馆看守员胡为祥也走了过来,邀请两人到自己家打麻将,说邻居家有一个20出头的姑娘,可以邀请她一起玩。这时卢明森才答应,韩子栋也跟着他来到了胡为祥家,坐在客堂一张凉椅上假装睡觉,其实还想怎么逃走。
杨进兴几人打了几圈,卢明森似乎手气挺好,不停胡牌。那个看着韩子栋的勤务兵,也不时凑到麻将桌前观战。他来回几趟,见韩子栋都在睡觉便放松了警惕。正当他们数番高声喧闹之际,韩子栋把帽子放在一边,装作去解手走到外院墙根的视觉死角。
这时他发现门口两扇大木门紧闭,要打开就会发出响声,引起注意,而眼前这堵围墙,自己徒手也无法爬上去,搞不好还会弄出声音。正在想该怎么办时,看到自己放在一旁的扁担,于是用它架在墙角,踩上去手刚好能攀上墙沿,随后小心翼翼翻过围墙逃了出去。
那个勤务兵观战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发现韩子栋不见。卢明森立即派人去找,到处也找不着,晚上9点才报告所长丁敏之。丁敏之拍桌子大骂他“通匪”,立即将他下狱,随后派出更多特务带着警犬出去找也没找到。卢明森为此被关押了20个月。
按照事先的方案,为免暴露,韩子栋逃出去以后没有去找当地组织。而是一路向北,往解放区奔去。他乘船从重庆到武汉,再乘火车到了许昌。
在息烽监狱时,韩子栋认识一位叫郑绍发的人,两人交情颇好,约定到河南后一定要去家中找他。这个郑绍发是到重庆找老蒋认亲的(感兴趣的自行搜索“郑绍发”),结果人没见着反而被戴笠关押在息烽优待起来,1946年才释放。
韩子栋找到他家,在他帮助下到一家旅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凑足了路费,并让郑绍发搞到一张通行证,最终于1947年10月3日找到解放区。经过短暂的汇报和休整后,他决定先回家看看妻女。阔别家乡多年的韩子栋,终于回到山东省阳谷县韩庄村。当时他年仅39岁,却早已满头白发,牙齿掉光,瘦得皮包骨,看起来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头。这么多年没有音讯,村里的人甚至连家人都早以为他已经死了。
当他敲开自己家门时,妻女都没有认出来,妻子一脸疑惑地问:“你找谁?”。直到他说自己是“子栋”后,一家人才抱头痛哭。
在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他决定去找党中央,报告自己的经历和狱中的情况,尽快救出狱友。1948年1月23日,他来到西柏坡找到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提交了一份三万余字的脱险报告。经过组织审查,恢复了他的党籍。时任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感慨地说:
你能经受长达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的党员中亦属罕见,堪称难能可贵。
解放后,韩子栋先后在多个中央部委工作,并于1958年调到贵州,担任过市委副书记等职务。他在军统工作过,当年与他一同潜伏军统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志,那几位同志早已经牺牲,由于都是单线联系,找不到证人,他们的身份一直未被承认。韩子栋一直以狱友的身份给上级写信反映。在风云激荡的那些年里,他也因此被污蔑成沈醉安排潜伏下来的特务,受到了迫害。好在沈醉始终坚持原则,否认了这一说法,并提供了当年他亲自派人追捕韩子栋的证明材料。
1979年,正在撰写“西安事变”有关文史资料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到贵州看望了尚未落实政策的韩子栋。看到他们一家的生活困境后,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了中央,韩子栋的问题才获得解决。
恢复工作的韩子栋仍然发挥余热,筹办了“小萝卜头少儿工作委员会”,他自己也经常到全国各地学校讲述小萝卜头的故事。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
韩子栋被捕时党龄不过一年多,但却被关押了14年,他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悔过”就能获得自由,与亲人团聚,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获得自由以后的韩子栋,也完全没有义务不断地为那几个牺牲了的同志申诉,但他却在不断坚持。驱使他坚持下去的大概就是信仰、原则和责任的力量吧。
专注近代史,更多精彩故事,欢迎关注
@温度历史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