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意味着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虞朝,而非传统史记中的禹夏。据《国语》记载,虞、夏、商、周四朝同列,显示出虞朝作为第一王朝的地位。然而,历史上对于虞朝的记载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史记》未提及虞朝,西方学者也长期否定夏朝的存在,质疑《尚书》记载的可信度。随着近代考古发现的推进,我们对这一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在山西临汾的襄汾地区,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名为“陶寺遗址”的地方,距今大约4300至3900年。这一遗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显示出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堪称是中国最早的王权都城之一。近期的几项考古发现,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比夏朝更早的王朝存在。
首先,陶寺类型的遗址在山西临汾周边地区发现了多达75处,且大多为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陶寺遗址的面积更是达到300万平方米,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这是一座古代都城。这表明陶寺王朝的统治范围广泛,涵盖了多个城邑。
其次,考古学家还在临汾侯马市与陶寺遗址之间发现了“周庄遗址”,这是一座规模较小的遗址,只有千平方米左右。然而,遗址中却出土了大量的炊具,这些器具没有生产功能,学者推测这是一个“驿站”,用于接待流动人口,暗示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频繁联系。
第三,陶寺遗址附近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两个大型遗址群,周家庄遗址聚落的主体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更重要的是,这些超大型遗址并非逐渐发展而来,而是一次性建设的,这表明当时陶寺王权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且具备明确的规划。周礼中提到“王畿”即指国家的核心区域,陶寺遗址的发现正印证了这一记载。作为王权中心的陶寺周围,必定有大量部落或小国臣服其中。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一把“木胎漆绘圭尺”。这把圭尺上有特别标注的刻度,尤其是第11格刻度非常突出,长度接近1.6尺,这正符合当时中国标准的“地中”定义,即“中央之国”的概念。这表明,陶寺的统治者已经有了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意识。
虽然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这个王朝可能就是虞朝,但是否可以直接与史书记载的虞朝画等号,还无法断言。然而,已有的考古证据显示,夏朝并非中国的第一个王朝。陶寺遗址晚期的变化,也恰好发生在帝舜与夏禹交替的时期,政治动荡或许导致了政权更替。
总的来说,尽管陶寺遗址仍有许多谜团,但它与《尚书》中的记载相符,进一步支持了虞朝作为中国第一王朝的可能性。因此,西方学者对《尚书》及尧舜禹夏历史的否定,显得过于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