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原 载|《文史哲》2025年第5期，封二

原 题| 考古调查与尕日塘刻石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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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文物局认定青海省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石刻为秦代石刻，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尕日塘刻石是近年来考古调查的重要发现，目前公布石刻发现的报刊文章可归入考古简讯。如能尽早以考古简报的形式将较完整资料在期刊正式发表，相关研究有望更有效深入展开。这里谨就其中的三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石刻定名。考古学文化一般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名称。石刻情况稍显复杂。在天然石块上镌刻的文字称为“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始皇帝东巡刻石，已多用此语。秦刻石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等，皆为“地名+刻石”的形式，不出“秦”字。马衡云“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故摩崖石刻根据内容，又可以使用记、颂、表、铭、题刻等名称。结合历史传统和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的习惯，此石刻可称“尕日塘刻石”，“昆仑刻石”等用法还须审慎。

二、关于“使五大夫臣翳”。此石刻发现之初从文字学、文书学层面最须解释之处有三。一是“皇”字。秦“更名方”记统一后“皇”之“白”中间一横不与左右竖画相连。刘钊已说明仍有作“白”甚或“自”者。又据陈伟研究，秦讳“正”改“端”，始见于立号皇帝的二十六年，在始皇二十六、二十七年执行严格，二十八至三十七年多用“正”，秦二世元年后又使用“端”。秦祚虽短，但统一后“正用字”仍时有变化甚至反复。此刻石在始皇三十七年，或属“正字形”不甚严格时期。二是“

百五十里”。此前作“一百五十里”，格式明显不通。今对照照片，“百”上一横上端右侧仍有残存笔画，暂录作“

”。三是“爵位+臣+人名”的文书格式。秦代见有“职官+臣+人名”“臣+人名”或“爵位+人名”，然此例未见，实为最关键问题之一。五大夫是二十等爵第九级爵。战国秦、秦代六百石以上官称士大夫，并多用爵称。琅邪刻石附大臣从者名，作“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不仅“列侯”“伦侯”，“卿”“五大夫”也对应爵位，反映秦初重爵倾向。同时，“五大夫臣翳”前有“使”字。秦汉皇帝所使赴域外求仙人及不死之药群体的身份，本身值得注意。《秦始皇本纪》记“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及《汉书·郊祀志》秦始皇“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除“遣”外多用“使”。他们都是方术士群体，虽得“尊”“赐”，但多无官职。《郊祀志》又记“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动海内”。新垣平被贵为上大夫。公孙卿先后被拜为郎、中大夫。少翁被拜为文成将军。栾大先拜五利将军，又曾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他们或是宦皇帝者，或是虚号将军，均无正式官吏身份；而“爵位重絫”，又可有较高爵位。同时，此群体除栾大“夜立白茅上受（天道将军）印，以示不臣也”，一度不称“臣”外，对皇帝均称“臣”，如始皇三十五年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因此，“五大夫臣翳”的格式可以成立，且正能反映其身份特征。

三、关于“采药昆仑”。“采药”前“将方

”，吴雪飞指出“将”有“主领”义。西北汉简所见“将屯”“将田”也属此类。岳麓书院藏秦简记“郡守丞将计者，亦上之”（0964），“毋害吏谨将传输巴县盐”（1765），“将×”在官职后，且有接续动作。“将”有“主领”义，同时“率领”开展相关工作。按“方术”指数术、方技类知识，也可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指称相关人群。“方技”指医药养生技术，似也可指相关群体。“将方

”在具体开展工作时，即便个人出使也会带领多人跟从。其工作内容就是“采药”。“药”作“

”，对照照片，上端岩石破裂有缺，上端可能还有笔画。学人已注意《郊祀志》“采药”表述。需要指出，文献多将仙人与不死药并称，如前引“求仙人不死之药”“求芝奇药仙者”；且仙药、不死之药有两种获取途径：一是练（炼），如“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二是采，如“求神怪采芝药”，故宽泛多用“求”，如里耶秦简称“求药天下其所有”（7-105），然而明确下自可用“采”。石刻记“卅七年三月己卯”，秦以十月为岁首，发生实在“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之后。须指出，无论入海求药还是昆仑采药，均在秦疆域之外。昆仑，虽在西汉张骞“凿空”后出现一些新说，但文献的总体认识仍较一致。郭涛注意到《禹贡》《汉书·地理志》本注、《山海经》反映“黄河源和昆仑山都在羌中的范围内”。需要指出，今日昆仑山的东段对应巴颜喀拉山，东端已在扎陵湖以东。《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几幅地图均将黄河河源绘制在扎陵湖、鄂陵湖及其以西的约古宗列渠，应予重视。唐长庆二年出使吐蕃的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称“古所谓昆崙者也，夷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将“闷摩黎山”认定为昆仑，此即巴颜喀拉山之古称，与“河源”有关。可见，扎陵湖北岸的“尕日塘刻石”与古代昆仑、河源关系密切，反映秦代已对昆仑山及黄河源有较为确切的认识，过去历史评估偏低偏晚。“到此……前□可二百五十里”，与虎溪山汉简《计簿》“上沅水与辰春界列=浴（谷）=到廷百一十六里”（简13），《史记·大宛列传》“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等所见地理信息用语相近，具有地理定界意义，应可反映到地图上。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秋鰝及它”（12-1324），“昆陯五杏药”及“秋鰝”均由琅琊进献，大概得自当地。饶宗颐《塞种与Soma——不死药的来源探索》一文认为“波斯文化的东来从西域丝路之外，还有海路一道”，“秦及其更前与波斯已有交通”，“由海上漂流来的外国船舶”使西王母的传说、不死药的追求影响齐地与齐学。置于此背景下思考，秦的域外文化交流与东西交通联系也超过旧有估计。

石刻研究同样应建立“考古学→文字学→文书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的“层次模式”，上论坚持这一逻辑递进关系。秦东巡刻石的历史价值一直深受重视，尕日塘刻石对于认知秦的探索精神、交通技术与交通能力、始皇帝政治、秦人信仰世界、昆仑与河源地理、秦汉国家治理与行政能力，又提供了新的条件。

责编 | 孙 齐

审核 |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