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现殷墟甲骨及敦煌藏经洞等中国近现代重大文化事件中，应该还包括抢救“大内档案”。“大内档案”即清代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多为明清（主要是清）两朝五百多年间留下的总量约九百多万件历史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但就是这些珍贵档案，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末或大量流散民间，或处于失管状态。危情之下，终于引起张之洞、罗振玉、傅增湘等一批有识之士警觉，从而采取各种方法，予以抢救整理，并取得实效。然而，在众多有关抢救“大内档案”的叙事中，傅斯年的身影似乎并未为人们充分认识。

傅斯年开始关注“大内档案”，缘于1928年他留学归来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此时傅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请，筹备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这年春天，傅接到考古学家马衡一封信，马在信中建议傅设法收购流散在外的大量清内阁大库档案。傅阅信后，当即去找国民党要员戴季陶、朱家骅，结果终因资金难筹而无果。傅不气馁，又找胡适、陈寅恪商议，这才有了之后傅致信蔡元培，求助收购流散在外的“大内档案”之举。说是收购，实即抢救。

傅在信中写道：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昨日适之、寅恪两先生谈，坚谓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后由中央研究院责成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之。如此，则（一）此一段文物，不致失散，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吸引学者来合作，及增加社会上（外国亦然）对之之观念。此实非一浪费不急之事也。

傅信发出后，经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商议，终于得以1.8万元成交。翌年春，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傅也将这批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由天津运回北平，藏于紫禁城历史博物馆午门楼。抢救档案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应用，为此，傅于当年九月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由他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等史学大家任编刊委员。其中陈寅恪、朱希祖、陈垣三位“实乃傅斯年特聘之顾问，档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而具体业务活动则多由徐中舒负担”。

“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拟定出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公诸于世……遵此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行，取名为《明清史料》”。当时刊印的档案称甲编，共10册。1936年又出版了乙编和丙编各10册。其时丁编10册篇目也已选定，因时局动荡，未能问世。直至1951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整理、商务印书馆刊印面世。曾有学人指出，“这些成果虽然是傅斯年逝世以后问世的，但里面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傅斯年于此，可谓功莫大焉。（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