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近期，高市早苗借助日本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喧嚣之势，登上首相之位。为巩固执政根基，高市内阁在言行上积极迎合极右支持者的政治诉求，甚至将台湾问题与其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直接挂钩，令国际社会哗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80年，为什么以历史修正主义为代表的极右主张在日本国内仍有市场？这恰恰撕开了日本战后“民主和平”外衣下的一道陈旧伤疤——军国主义余毒至今未清。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口号引领下踏上了军事扩张之路，及至明治时代后期，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国库收入的30%。以军事扩张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根基，整个国家的近代化历程与军国主义体制相互交织。因此，对日本来说彻底肃清军国主义就必须经历一番“洗心革面”的手术。

战后初期，以盟军名义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的美国确实曾想给日本动一场名为“民主化改革”的大手术。但为了降低统治日本的政治成本，美国设计的手术方案是“换身不换头”，即清算只针对政府中的官员，却保留作为军国主义效忠对象的天皇。天皇制的延续导致日本缺少了从明治维新这一历史根源上对军国主义进行清算的环境。此外，在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这种“被强加的民主”引发了潜意识里的抵触情绪，使得日本社会始终未能形成像德国那样内驱地、主动地清算纳粹遗产的道德自觉，从而为军国主义再次萌发制造了温床。

战前军国主义与战后日本的联结首先是人员的联结。作为军国主义效忠对象的天皇依然是日本的国家象征，这就为那些曾在“效忠天皇”名义下犯下战争罪行的军国主义者重回日本政治中枢保留了空间。1952年5月，时任吉田茂内阁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宣称，根据所谓“旧金山和约”，关押战犯的法律依据已由国际法转为国内法。这一解释把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责矮化为日本内政问题。

随后，日本国会借“人道主义”之名，连续通过关于释放战犯的决议。曾担任东条英机内阁外相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出狱后竟三度当选众议员并再次出任外相；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贺屋兴宣，出狱后竟担任了池田勇人内阁的法务大臣；甲级战犯岸信介更出任了日本首相。这些曾经的阶下之囚重返庙堂向社会释放出一种“无须反省”的信号。而到了他们的子辈孙辈，淡化反省更成为美化祖先“理所当然”的手段。某种意义上，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主政时期，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风行正是军国主义披上新衣的表征。

军国主义在战后日本得以残存的第二个原因是封闭的社会环境。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提倡全盘西化，但广大普通民众仍然生活在岛国封闭的社会环境之中，只能通过那些带有军国主义导向的教科书和被军国主义者掌控的媒体来了解世界。令人遗憾的是，战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封闭的认知环境。战后日本虽然形式上建立了多元的媒体与教育体系，但把持舆论、塑造认知的还是战前的权贵，其中又不乏上面提到的走出牢笼的战犯。历史教科书的审定者不断试图通过删改史实、美化战争来切断年轻一代对侵略历史的认知链条，军国主义残余对大众传媒的渗透与掌控更是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这位曾被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旧警察官僚，在重获自由后迅速重掌舆论机器，利用其庞大的媒体帝国推行保守主义议程，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舆论向右转。在经过精心剪裁的“信息茧房”中，普通民众难以获得反省历史的多元视角，只能在被刻意诱导的舆论氛围中，继续受到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侵蚀。

在缺乏内生反省动力的社会氛围与封闭的认知环境双重作用下，日本社会衍生出一种极具欺骗性的集体心理防御机制——“受害者叙事”。长久以来，通过过度聚焦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东京大轰炸的惨状，日本右翼势力巧妙地引导社会舆论完成了一次危险的“身份置换”：将日本从“侵略战争的残酷加害者”置换为“战争灾难的无辜承受者”。这种叙事策略在国民集体记忆中稀释甚至抹除了日本对他国造成的深重苦难，使得真正的历史反省被污名化为“自虐史观”。这一扭曲的心理机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最终消解了社会对军国主义残余病毒的免疫力。

由于上述种种内外因素的叠加，战后日本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最终沦为一场半途而废的政治“烂尾工程”。这绝不仅仅是历史书页中的陈年旧账，而是关乎当下与未来的现实危机。军国主义的幽灵并未消散，而是发生了危险的变异：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身着旧式军服，更不承认自身与战前军国主义的关联。它异化为“积极和平主义”与“国家正常化”的种种政治修辞，潜藏在扩充军备、修正宪法与否定历史的激进议程之中。这种“旧病新发”的新型军国主义正试图冲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封印”，其危害性更为隐蔽且深远。如果不从根源上彻底铲除这一病灶，日本就难以真正反思侵略战争罪行，并将再次成为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李若愚，系四川大学世界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