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7日清晨，运-5运输机顶着薄雾越过秦岭。机舱里，毛泽东靠在椅背，手上那顶深褐色的礼帽反复端详。同行的王若飞招呼乘务员端来热水，舱壁却仍透出高空的寒意。飞机降落的消息提前传到山城，江面汽笛此起彼伏，码头边挤满好奇的市民，他们想亲眼看看延安来的共产党领袖究竟是什么模样。

走下舷梯时，毛泽东没有急着戴帽，而是轻轻挥动后握在掌心，这个并不经意的动作，让围观者爆出一阵低呼。有人嘀咕：“咦，那不是孙先生当年戴过的款式吗？”国民党中宣部原本编排的“赤匪形象”一下子失了焦，现场气氛由警惕转为新奇。

中午，林园设宴。蒋介石的幕僚本想用繁复礼节彰显主场优势，可毛泽东只带了几名随员，步伐悠闲，把紧张的节拍彻底打乱。餐桌刚入席，戴季陶便端起话头，语调里带着酸味：“毛先生也拜中山先生？两党可不是一家。”五十余字的挑衅，在水晶灯的光影里显得分外刺耳。

毛泽东放下筷子，语速不快，却让大厅瞬间安静：“中山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凡念民族大义者皆应致敬。”短短一句，把历史与现实串成铁丝，戴季陶想再辩，声音却被客席上的掌声淹没。会场里，服务生端菜的脚步停在半空，蒋介石面色不动，只把手里香烟的灰抖得更勤。

外界只看到一句反击，其实真正的较量在谈判桌。8月29日起，张治中、周恩来先行磋商，蒋介石却迟迟拿不出案头文本。国民党想靠拖字诀消耗时间，把滇桂川的部队空运华北。毛泽东并不急，看似聊天，实则把每一次茶叙都当公开课：连列宁格勒包围战都能随手举例，将“外因”与“内因”拆成明白账，不动声色地告诉重庆市民谁才真正反内战。

有意思的是，很多重庆记者第一次近距离采访毛泽东，带着旁敲侧击的提问，却被亲切的湘音抖落了戒备——“锻刀要从背面磨”，这样的俏皮话让口述纪录一夜之间传遍茶馆，很多老茶客听完点头：这人说话中肯。

9月1日傍晚，谈判第一次触及“内战”字眼。蒋介石否认曾发动过大规模军事围剿，周恩来当场列出1930年至1935年的五次“围剿”数字，毛泽东补充皖南事变细节，时间、地点、番号一一对应。蒋系将领相顾无言，只能用“文件尚待核实”拖延。桌面僵住，可无线电里传来同仁机场又一批飞机抵达的动静，连陈布雷都意识到：再缠，舆论可能先变。

3日夜，毛泽东到上清寺柳亚子寓所小聚。柳亚子递上一张宣纸，笑问可有新作。毛泽东想了想，把三年前写就的《沁园春·雪》抄出。诗稿在山城文化圈掀起波澜，“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让不少文人击节称快。蒋介石听说后，令文化委员会连夜征稿比拼，却一直没拿出像样作品，这让新闻处头疼不已。

时间进入9月中旬，国民党方面逐渐体会到，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舆论风向正发生微妙变化。原本排斥“赤化”的中小企业主，开始主动打听八路军缴获的美械数据；川东乡绅在书信里提到“土改”二字时，不再简单贴上“暴乱”标签。蒋介石必须给谈判一个交代，于是让张群起草《会谈纪要》框架。

草稿送到住处那天已近深夜。桌上油灯摇曳，厚厚一叠纸却缺少最核心的内容——对人民军队合法性的确认。毛泽东用红铅笔圈出空缺，让秘书转交周恩来：“需写清两党共同担责任，否则免谈。”落款时标注“9月20日凌晨一点半”。这行字后来成为判断版本真伪的重要标记。

临近“双十”，双方各退一步，最终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会后记者追问细节，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条文写在纸上，更要写进老百姓心里。”一句话，道破成败归处在战场也在民心。

山城秋雨连绵，10月11日早晨的送别仪式并无华丽排场。站台上，戴季陶匆匆现身，他没有再挑衅，只抬手示意。机舱门即将关闭时，毛泽东把那顶褐色礼帽高高举起，朝月台轻轻一挥。浓雾中掌声再起，却已听不见个人嗓音，只剩一种含混的回响——那是对和平短暂的呼唤，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的默许。

1946年，战争终究爆发，先前书面承诺被炮火撕毁。然而，人们仍记得那场山城对答：一句“凡念民族大义者皆应致敬”，把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说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