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晚报掌上长沙12月5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舞）日前，一部由87岁长沙爹爹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铁腕拗相王安石》问世，持续引人关注。这位耄耋老人叫罗少亚，是一位退休电影工作者，耗时四十余年，十易其稿，将半生心血凝铸于此书。这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记者今日专访罗少亚先生，聆听他与王安石的故事，以及这场漫长跋涉的思考。

记者：您对王安石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最初是什么打动了您？

罗少亚：当我读到王安石的文字与事迹，被一种“天变不足畏”的魄力和“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深深震撼。他不只是文学家，更是一位将崇高理想付诸实践的梦想家与行动者。那种在重重阻力中奋力向前的身影，让我这个中文系学生看到了文学之外更厚重的东西——一种担当的精神。那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认领”。

记者：从萌发念头到成书，四十余年、十易其稿，您如何坚持？最大困难是什么？

罗少亚：与其说“坚持”，不如说“欲罢不能”。王安石成了我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坐标。写作因本职工作而时断时续，但种子始终在生长。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辨伪”。传统史书对变法多有曲解，我需从大量笔记、年谱中剥开迷雾，寻找真实的王安石。二是“时间”。在职期间写作碎片化，事倍功半。直到退休，才能系统梳理。这就像老牛力耕，不觉已用大半生。

记者：您选择用历史小说而非学术传记来立传，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

罗少亚：我尊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所有重大事件、人物立场、变法核心，必忠于史料。但历史记载多是骨架，小说需血肉与呼吸。比如，史载王安石思考时爱嚼石莲，我便写他嚼到口腔流血；记其生活简朴，我便设计他吃饭只夹眼前一盘菜。这些是基于史实的合理延伸，目的是让人物立起来，有温度。

记者：书中对苏轼、司马光等“政敌”的描写很深刻，尤其展现了王安石“只有政敌，没有私仇”的胸怀。您如何看待这种境界？

罗少亚：这是王安石人格中最令我敬仰的一点，也是古代政治中罕见的君子之风。他与苏轼、司马光是“君子之争”。苏轼下狱，王安石虽政见不同，却立即上书疾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是何等胸怀！苏轼后来目睹新法某些益处，晚年拜访王安石时慨叹“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基于真诚的和解。

至于司马光，他们是旧友，因理念决裂。书中写王安石晚年听闻新法尽废，彻夜难眠，用手指反复划写“司马光”三字，内心充满痛苦，却无人身攻击。这种将政见与私德分开，保持对对手人格的尊重，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高的政治修养。

记者：您的电影工作背景，对小说创作有何具体影响？

罗少亚：电影的核心是视觉化和动作性，依靠画面与台词推进叙事。这使我写作时，会不自觉在脑中“拍摄”场景，注重对话的节奏与表现力，力求每段对话都能推进情节或揭示性格。我也构思了一些功能性人物，如道士、义士等，他们像戏曲中的角色，既能串联情节，又能以其诙谐视角评论世事，增加可读性与节奏感。这种对“画面叙事”和“台词张力”的追求，或许是我的写作特点。

记者：您认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留给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

罗少亚：我认为至少有三层：第一是“立善法于天下”的法治追求。良法是善治的前提。第二是“为民尽心”的赤诚初心。一切改革若脱离人民福祉，便是无源之水。第三，也是我最为触动的，是改革者“认清真相依然热爱”的坚韧担当与“无私敌”的清澈人格。改革之路从来布满荆棘，需要理想主义者拥有强大的内心和纯粹的目的。王安石身上那种将国运扛于己肩的自觉，以及在巨大阻力前展现的近乎固执的韧性，对于任何时代的开拓者，都是一种精神的烛照。我写这本书，就是希望这烛火，能穿越时空，给更多人以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