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朝和罗马的强弱对比,早已成为经久不衰的网络热议话题。相关论调呈两极分化,制造出许多能隔着屏幕对喷的一生之敌。双方常搬出耳熟能详的经典战例,或是借助典籍者进行深挖式分析,却很少重视与之兵戎相见的对手。
因此,本文将从军事、国力和影响力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对比下百越与日耳曼人。看看谁的真实能量更足,借以窥探秦汉帝国和罗马军队的真实水准!
文明层级就不对等
作为典型蛮族代表日耳曼人与百越的表面相似度极高
事实上,百越和日耳曼人属于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象征着原始部落与准国家形态:
前者始终停留在“各有种姓”的松散部落联盟阶段。治下虽有雒王、雒侯之类称号,却无常态化的权力机构,更谈不上成体系的税收与兵役制度。
后者虽部落林立,却已发展出临时同盟推选统帅、全民军事会议等原始国家机制,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王国仅一步之遥。
日耳曼人的确发展出早期王权国家
因此,百越虽在《汉书》中被描述为"其众数千人,亦称王",代价却是"无君无长"的极度碎片化。即便在秦末汉初的鼎盛期,其人口估算上限也不过百万左右。彼此力量分散,仅《吕氏春秋》就点明缚娄、阳禺、驩兜等部"多无君"。
这导致百越面对秦军入侵,也只能临时推将。整个联盟脆弱到"好相攻击"的散沙状态,根本无法凝聚国力抵抗。
百越连形成合力抵抗秦军都做不到
至于日耳曼诸部,现代学者估算其人口,公元前1世纪突破300万大关。随着不断南下迁徙,到公元4世纪已遍布高卢、西班牙和北非,总人口达千万级别。
尽管缺乏统一政权,但各部已掌握少量冶铁技术,拥有固定的军事首领和战利品分配机制,战时能迅速整合成数万人的大军。这种"散装但可塑"的组织潜力,远非百越那"连铁器都要靠中原走私"的原始状态可比拟。
条顿森林堡一类的胜利说明日耳曼人非普通鱼腩
另一方面,日耳曼本部人丁凝聚力高,可凭尚武天性吸纳其他部落附庸。加之积极学习罗马军事技术,对治下附庸的管理也带有原始契约色彩。甚至能在关键时刻,征调高卢、色雷斯、达契亚、草原游牧或希腊辅助部队,替自己分担防务压力。
正因如此,日耳曼各部的军事组织水平远胜百越。哪怕同样依赖步兵作战,双方所能呈现的水准也是截然不同。日耳曼战士从小接受部落熏陶,练习长矛阵、标枪突击和森林伏击等多方面战术。普通轻装战士也需经历成年礼的武力考核。
日耳曼人几乎和各类型对手打过交道
其中典型,莫过于公元前113年的诺瑞亚之战。后人回顾这场蛮族初鸣,往往将目光聚焦于条顿武士的疯狂冲锋。丝毫没注意到他们背后,还有规模可观的妇孺老幼后勤队伍,以及从罗马边境劫掠来的铁器装备。
那些让罗马人头疼的阔刃剑和连锁甲,基本来自对高卢的劫掠与贸易。否则难以支撑长时间连续迁徙作战,很可能被军团堵在阿尔卑斯山的某个隘口内。
百越的军事组织水平较日耳曼都落后太多
与之相对,百越的军事组织太过原始,几乎全靠部落成年男子临时集结。尽管"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具备出色的丛林游击能力,却都是渔猎经济本能,而非稳定的作战技艺积累。
哪怕战场就在自家村落,只要秦军不是小股部队,就暴露出后继乏力败相。而且常常逃入丛薄中与禽兽处,显得缺乏意志固守据点,一旦溃败就是彻底消散。
百越军队往往缺乏长时间作战能力
这方面典型,当属公元前214年的秦征百越战争。后人回顾这场持续六年的血腥征服,总是强调越人如何"大破秦军,杀尉屠雎"。丝毫没考虑过"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背后,是越人根本无法组织歼灭战,只能依靠地形拖延。
以至于秦始皇还能征发楼船增援,最终凭体量优势碾压对手。若再深究原因,无非是百越太散,拿不出支撑长期抗战的资源。
手持青铜戟的百越部落武士
军事差距更大
日耳曼步兵的狂野冲锋实则包括多种灵活战术
在具体战术运用层面,看似只懂原始野性的日耳曼人,实则比百越更加灵活且致命。除人尽皆知的狂战士冲锋,成建制的标枪齐射同样威力十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他们还能将妇女武装起来,在最后时刻投入战斗,以决死姿态换取翻盘机会。
此外,日耳曼人南迁路线横跨莱茵河、多瑙河两大水系。既有适合伏击的黑森林,也不乏便于冲杀的平原旷野。因此,各部非常善于利用地形和季节条件,专门在罗马军团最懈怠的时刻发动突袭。如有需要,直接驱赶附庸部落打头阵,消耗罗马人箭矢后再投入主力。
少量越骑较为精锐但缺乏成建制数量和团战经验
百越战术看似神出鬼没,却受自身条件限制颇多。他们当然能利用水网优势,快速开展游击骚扰,或是靠夜袭制造恐慌。但也仅此而已,无法再有更多变化。而且依赖单一环境,甚至连必要的平原会战能力都极度匮乏。故而缺乏战略决战能力,更不可能用成建制骑兵丰富决策选择。
每当面对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秦汉步兵,百越的水上游击战术就要大打折扣。除非丛林完全遮蔽,否则连正面接敌都十分忌惮,几乎找不到打败旗鼓相当对手的案例。无论对秦军的骚扰,还是西汉的余善之乱,都是借用地形制造信息差。一旦对方用楼船水陆并进,就容易陷入被分割包围的困境。
秦汉军队往往用楼船夺取百越的制水权
当然,这些隐藏在细节中的策略差异,背后依然是武器装备和自然禀赋的缺陷使然:
日耳曼各部虽处铁器匮乏的北欧,却能凭借劫掠和贸易逐步升级装备。公元1世纪,部分贵族已能装备铁剑、头盔和锁甲,其标枪射程远、穿透力强,发射矛头多为罗马制品或仿制品,可以直接击穿罗马辅助兵的盾牌。
百越的蛮夷之地,基本处于开发较少的岭南,仅有河谷地带具备小规模稻作条件。受其影响,不仅人连青铜兵器都十分稀缺。考古显示其"王"字纹青铜器不过中原仿制品,铁器更是完全依赖秦汉输入。虽同样使用短剑和镖枪,但真实杀伤力相当拙计。
百越部落的精英真拿不出多少应敌之策
影响差距更加刺眼
只有缺乏历史常识才会将百越和日耳曼混为一谈
显然,百越虽以"凶悍、难驯"著称,但和同样部落林立的日耳曼比有不小差距。这些基于社会形态、生存方式的巨大鸿沟,还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软实力发挥。
日耳曼各部的社会结构相对刚性,有明确的军事等级制度。扈从武士依附于军事首领,通过战功换取战利品和地位,形成人身依附链条。虽然全体自由民可以敲击武器表示意见,但重大决策仍由军事贵族把控。
日耳曼人的部民会议
这种"战时民主、平时集权"模式,即便有阿米尼乌斯投靠罗马,最终仍能独立反攻。反过来,日耳曼人倒是能吸纳大量罗马逃兵、战俘和边缘人,甚至让罗马皇帝瓦伦斯接纳哥特难民。
百越社会结构就极为平面,几乎停留在村落自治阶段。雒王、雒侯这类称号,本质上只是大村落联盟的召集人。他们对下属部落缺乏强制约束,更遑论跨区域的第二套权力系统。
在岭南作战的秦军士兵
这就怪不得赵佗能靠几万中原移民,就能建立起南越王国,让本地越人接受"和辑百越"的安抚政策。那些归附的秦军士卒,反而成为越人部落争相拉拢的技术阶层,却无法为越人提供统一的军事指挥。
同时,百越对秦汉文明的吸收属于完全被动。他们只能接受"赐田器"、"教耕嫁"等具体技术输入,不能为新主提供制度创新。来自中原的移民领袖,又容易被汉廷的"复故爵田宅"政策吸引,自然容易产生离心倾向。
赵佗的南越王国已经是百越社会的最高形态
因此,日耳曼各部几经沉浮,始终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关键变量。尤其是外交领域,能积极与罗马玩弄"依附-反叛"的循环游戏,通过结盟、渡海、迁徙等方式扩大生存空间。即便在匈人威胁下,某些具有远见的部落还能确保地位延续,直至5世纪瓜分西罗马。
百越则在历史演进中保持静态。除秦汉时期的短暂叛乱,未对中原王朝构成战略级威胁。文化影响力近乎为零,只能被动接受"赐印绶"+"设郡县"。最后文明转型失败,部众要么遭北方移民同化,要么退入山区成为"山越"。不仅没有任何政治遗产留存,连对东南亚的语言文字发展都贡献寥寥。
日耳曼人终究只是罗马边境威胁之一
更为讽刺的是,日耳曼各部再强悍,仅仅是罗马人要面对的常规边患。弱小的百越诸部,却能让秦始皇发卒五十万进行征讨,在六年内不断损兵折将。
两相比较之下,秦汉帝国与古罗马的孰强孰弱,稍有常识的大脑都能给出客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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