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米市在哪里？全世界最大的渔场在哪里？在欧洲战争中，哪国领土遭到削减，哪国迎来了复兴？用150个英语单词简要介绍一下《三国志》——这些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现代人看这些问题可能觉得很简单，甚至初中生只需花几天时间背诵就能轻松应答。但如果考虑到民国时期高达90%的文盲率和连年战乱导致的大量书籍遗失，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的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顶级的学府。在当时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刘文典看来，尽管这些问题能够筛选人才，但它们过于传统，无法展现出学校的水平。于是，1932年，刘文典决定请人重新设计考题，务求在选拔中体现清华的学术水准。因此，1932年清华入学考试中出现了一道这样的题目——上联：孙行者。请考生对出下联。就是这一道题目，几乎让当年的考生全部失败，只有一位考生成功对出了下联，甚至让考官都惊叹不已。那么，这位考生是谁？他是如何做出如此巧妙的对联的呢？

当年，刘文典请出题人陈寅恪，这位是当时清华中文系的教授，也是国学大家。和其他许多留学归来的教授不同，陈寅恪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在那个许多人主张全盘西化的时代，陈寅恪却坚定地认为，只有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思想独立。

那个时代的中国，由于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及列强的压迫，许多人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排斥，甚至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一些人主张彻底放弃国学，投入西方的怀抱。对此，陈寅恪深感痛心。他认为，若一个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它的国性也会随之消失，最终会被外来文化殖民，永远失去复兴的机会。因此，陈寅恪希望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真正精通传统文化的学生，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

陈寅恪设计的“孙行者”题目，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对联中最难的一种。考生不仅要精准把握汉字的声韵和词性，还要能熟练运用各种古代典故，只有具备这两项能力的人，才有可能给出一个合适的对联。陈寅恪虽然有心理准备，知道可能会有考生答不出来，但结果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几百名考生中，近一半交了白卷，剩下的考生答出来的对联也完全不对，像“沙和尚”“唐三藏”等答案，令陈寅恪失望不已。直到他看到周祖谟的答案时，才松了一口气。周祖谟在答卷上写下了三个字——胡适之。

周祖谟，北京人，家境清贫，自幼便读书极深，精通儒学。在1932年的入学考试上，周祖谟几乎不费力气就给出了答案。陈寅恪看到这个答案后，立刻告诉身边的人：以周祖谟的才学，清华大学所有学科，他想学哪个都可以。这个“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对联，立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虽然大家对这个对联并没有进行文学欣赏，但却对这对师生展开了口诛笔伐。

不少人认为，新时代下陈寅恪居然让考生出对联，这种做法太过于封建，与当前自由、时尚的风气不符，批评他倒行逆施。还有人认为，对联本身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炫技表演，跟当时中国的救国图强战略没有关系，甚至认为清华大学过于“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而周祖谟也没能得到好评，许多人认为他学问虽深，却浮华不实，无法担当大任。

面对愈演愈烈的舆论，陈寅恪无奈地登报进行解释，这才勉强平息了风波。而周祖谟对这些舆论并不在意。当时他报考了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最终由于家境贫寒，选择了学费较低的北京大学。清华的争议并未影响他，他对世俗的纷争从不在意，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各大图书馆，潜心学术研究。

虽然周祖谟没有成为陈寅恪的学生，但他依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了中央历史研究院，专注于古代语言研究，深入探讨了我国古语的发音演变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他受教育部委托，参与编纂了《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等工具书，培养了许多年轻学者，为我国的语言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光，他的题目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国学传承人。

“孙行者”对“胡适之”这一对联究竟妙在哪里呢？按对联的规律，许多词语都能与“孙行者”搭配，如“祖冲之”“王引之”等，都是不错的对仗词。以“祖冲之”为例，孙行者与祖冲之都是人名，且“祖”和“孙”形成了相对，而“冲”有快速向前的意思，“行”则是行走，两者可以互为动词，最后的“者”和“之”也是虚词，结构工整，对仗完美。那么为什么“胡适之”是最妙的答案呢？

北宋诗人苏东坡曾写过一首诗，提到“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卢行者和韩退之分别是唐代的著名高僧和诗人，他们的名字不仅对仗工整，还能形成新词“韩卢”。陈寅恪的题目灵感来源于此，因此，能与“孙行者”对仗的词语也必须能够形成新词。从这一点来看，“祖冲之”就无法达到陈寅恪的标准。

而“胡适之”不仅是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名字，其“胡”字与“孙行者”中的“孙”字结合后，恰好可以组成“猢狲”一词，而“适”字在古代有“往、至”的意思，与“行”字意义相近。更巧的是，“胡适之”字面上的结构和意义也与“孙行者”高度契合。

更深层次地看，陈寅恪设计这道题，也隐含了一些政治意图。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者，提倡废除文言文，传播白话文，而陈寅恪却坚持传统文化。他对胡适的态度也因其过度推崇西方文化，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提议割让东三省的立场，而感到反感。因此，陈寅恪通过这个对联，可能在暗示胡适代表的是传统文化之外的力量。

通过这道对联，陈寅恪不仅找到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生，也暗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定位。周祖谟后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光。他的努力确保了中国在经历了多次文化和社会的动荡后，依然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本性，最终实现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