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之后，战火似乎就此熄灭了。实际上，战场上的硝烟并没有立刻散去。无论是在远东北的千岛、库页岛，还是在中国各大战区，都还存在顽抗的日军和错综复杂的政治较量。

在中国大地上，规模巨大的会战虽然告一段落，小规模交火却此起彼伏。西峡口一带，中日双方仍曾投入十几万兵力，打到一半接到停战通知，中国军队主动后撤，日军却又多次发动袭扰，直到8月下旬枪声才真正停下。更为特殊的是，到了那年冬天，在苏中运河边的小城高邮，还爆发了一场双方投入数万人的激战。这场战斗打在1945年12月，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最后一仗，由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组织、指挥。

一

要理解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必须从日本投降后的一道命令说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国际惯例，侵略军应当就近向当地盟国军队缴械投降，这样既便于管理，也有利于维护秩序。可在中国战区，这一常规做法被人为打乱了。

8月中旬，美国发布“第一号命令”，规定日本在中国及印度支那北部的军队，应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投降。同一时间，蒋介石通过电台向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指令，提出日军投降的“六项原则”：日军停止军事行动，但可以暂时保留武器和装备，保持原防区秩序和交通，一切听候国民政府指定的受降代表安排。

蒋介石在电文中没有提八路军、新四军的名字，实际上排除了他们就地受降的权利。

当时，华中地区不少大中城市早已在新四军、八路军的包围控制之中，高邮、泰州、江都一带的日伪军，实际上已成“孤城”。

按理说，这些部队理应向就近的新四军缴械，却接到冈村宁次转达的指示：不得向中共军队投降，要原地待命，等国民党军赶来“接收”。

朱德总司令曾明确致电要求日军向解放区部队缴械，但冈村宁次选择站在南京一边，以“听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为由予以拒绝。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借助美军的运输力量，加紧把其嫡系部队由西南、内地空运、海运到沿海和东北，一面抢夺日军武装和物资，一面为下一步内战预作部署。

在苏中，形势尤为微妙。经过多年抗战，新四军已经控制了淮阴、淮安、盐城等广大片区，高邮却仍被日伪军牢牢占据。

蒋介石还给华中日伪军下达暗示性命令，希望他们在等待国民党第25军北上的同时，配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高邮因此成了日蒋合流、进逼两淮的一个重要支点。

高邮城地处京杭大运河东岸，南连扬州，北扼两淮，自古就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被称为“运河大门上的铁锁”。城内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共一千余人，另有伪军第四十二师、伪县保安大队、警察大队等五千多人。

城东是一片水网洼地，城西背靠高邮湖，北有土城屏障，南面还有邵伯镇、车逻坝等伪军据点作依托，四周碉堡、铁丝网绵延，一看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城。

二

面对这样的局势，党中央提出对残存顽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的要求。粟裕敏锐地意识到，高邮虽只是一个县城，却关系整个华中解放区的安危。

他原本设想集中华中野战军第6、第7、第8三个纵队，先拔掉高邮和周边据点，再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合，打击陇海路东段的国民党军，把华中和山东连成一个统一战场。但国民党方面迅速在津浦路一线集结兵力，企图打通北上通道，新四军军部只得命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转向津浦路作战。这一计划被迫中止。

紧接着，国共双方开始筹备和谈，出于大局需要，津浦路方面的作战暂告停火。粟裕抓住这个空档，向军部提出新的设想：既然对国民党军要停火，对仍然拒不缴械的日伪军就没有这一限制，不如趁主力尚在华中集结，打一仗“既是反侵略，又利全局”的高邮、邵伯战役。

12月中旬，战役准备进入倒计时。就在这时，新四军军部电令第7、第8纵队迅速北上，“返津浦路方向”。同时，国民党第25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扬州、江都一线，打算在日伪军掩护下抢先占领高邮。形势陡然紧张起来。

面对这份电报，粟裕没有简单执行。他通宵达旦起草了一份长电报，详细分析高邮的军事地位，指出高邮虽然城不大，却是国民党军北上的必经之路，也是连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的关键纽扣；如果放弃这次战机，任由第25军进驻高邮，那么今后再想拔掉这一据点，代价将成倍增加。

电报言辞恳切，既讲作战利弊，也讲政治影响，强调“高邮一失，苏中解放区腹背受敌”。军部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以第7、第8纵队及苏中地方部队为骨干，发起邵伯、高邮战役，但第6纵队因另一方向紧急任务，不能参战。

粟裕提出“两步走”的部署：第一步，先打掉高邮以南的邵伯、车逻坝等据点，剪掉日伪军的“翅膀”；第二步，再围攻高邮，歼灭守军并有效阻击国民党第25军的北援。

12月19日夜，华中野战军按计划在南北约四十公里、东西二十公里的战场展开，多路向邵伯扑去。日伪军来不及调整部署，很快在新四军凌厉的攻势下丢掉了阵地，只得向镇北和镇南退却。粟裕专程赶到邵伯，就近统一指挥。他故意在一侧留出一道“口子”，放敌人向南撤退。当敌军仓促南窜时，早已埋伏好的部队迅速合拢，形成合围。邵伯之敌很快被成建制歼灭，伪军数千人被消灭，大股日军也损失惨重。

邵伯一战，使高邮这一孤城彻底暴露在新四军的火力和视野之下。

三

夺取邵伯后，粟裕旋即转向高邮。侦察报告显示，高邮城垣坚固，碉堡密布，城内街巷狭窄，一旦硬攻，伤亡必然不小。

12月22日夜，粟裕与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一道，悄悄来到高邮城东北的一处村落，反复观察地形。他们注意到，城东外侧是大片开阔水面，地势平坦，适合展开兵力；城内东门附近，则是日军司令部及其主火力阵地，敌军防御较为严密。城西北和南面，相对薄弱。

经过一番推演，粟裕很快形成构想：主攻方向选在西北、南门，东面则大造声势、牵制敌军。他命令工兵在夜色掩护下，将交通壕一直挖到城墙根下，又组织民工用草袋、麻袋装土，从几十米到上百米的距离层层垒起低胸墙，有的甚至堆到与城墙齐平的高度，再在上面架设轻重机枪，形成“平射火力线”，压制敌人碉堡的射击点，减轻攻城部队的损失。

军事打击之外，政治和心理战也同时展开。那时，日军遣返工作已经在各地陆续进行，不少在中国投降的日军，已经踏上回乡的轮船。高邮城里的士兵，对外面的形势并非一无所知，很多人也盼着早日脱身。

新四军利用这一点，将一名叫山本一三的反战同盟成员推到前台。他走近城墙，用扩音器反复用日语宣读天皇“终战诏书”，讲述各地投降部队已经在准备回国的情况，劝说守城日军不要再做无谓牺牲。同时，前线文工人员找来留声机，反复播放日文版的《思乡曲》，在寒风中飘进城内。

起初，城头上的一些军官对着扩音器大骂“叛徒、懦夫”，但随着时间推移，骂声渐少，望向城外的眼神越来越复杂。有人开始悄悄传递消息，有人半夜里靠近城垣试探口风。

更具匠心的是“空中宣传”。前线指战员用牛皮纸扎成大风筝，在上面写下劝降文字，待风筝飞到城上空，再用线香烧断绳索，让风筝慢慢坠入城中。日军士兵捡起一看，上面写着：“天寒地冻破衣裳，你们到底在为谁守城墙？”简短的一句问话，道出了很多普通士兵的心情。

多年后，人们在修缮受降旧址时，在砖缝里发现一个铁盒，里面夹着几张早已泛黄的传单，上面还有清晰的日文：“放下武器，回乡再看樱花。”那是当年留给守城日军的又一份劝告。

随着心理攻势的展开，城内士气明显低落。有人冒险翻墙外逃，向新四军投诚，结结巴巴地对山本一三说：“只要能回家，什么都可以配合。”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动作。蒋介石签发命令，要求第25军火速北上“增援高邮”。然而，第25军既担心正面与新四军主力遭遇，又清楚高邮守军接连失利，心里一直踟蹰不前。蒋介石特意命空军向高邮空投粮食和军需品，结果由于情报不准，部分物资竟然落到了新四军控制区，成了前线部队的“意外补给”。

四

12月25日夜，高邮城上空阴云密布，寒雨如线。粟裕判断，敌人精神已疲、阵脚已乱，是发起总攻的最佳时机。午夜，他下达战役总攻命令，由第8纵队和高邮独立团担任主攻，其他部队协同配合。

在西北面和南门方向，突击队员踩着事先搭好的木梯、土台，在炮火掩护下冲向城头，与守军展开白刃战；东门外则故意营造大规模集结和鼓噪声势，让日伪军误以为主攻方向在东面，迟迟不敢调走兵力。凌晨时分，城西多处城墙相继被突破，攻城部队迅速向城内纵深推进。

激战中，日伪军被迫收缩到城东一隅，把最后依托集中在设在公园中的“洪部”司令部。这里碉堡如林，火力交叉，攻城部队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代价。但随着外围火力点被逐一摧毁，守军的抵抗愈发无序。

26日天色微明时，新四军突击队已攻入“洪部”，将日军指挥系统切断。城内枪声渐渐稀落，不久，司令部方向飘起一面白旗。

当天上午，第8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在全副武装的警卫排护卫下，走进日军司令部，代表新四军宣布：命令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立即解除武装，交出全部枪炮弹药，无条件投降。旅团长岩崎大佐一开始提出，希望允许他率部撤往南京，重武器可以留下，轻武器要随身携带“防身”。这一要求被严词拒绝，他只得解下象征军职和荣誉的指挥刀，放在桌上，以示投降。

受降仪式在高邮“洪部”礼堂举行。岩崎呈上官兵花名册和军械、军需登记册，我方代表则当场宣布优待俘虏政策，要求日军原地集中、不得外出，有病伤者可以就地救治。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很少人知道的是，当天在礼堂一角，还有一位身穿普通军装、个头不高的指挥员静静坐着，一言不发地旁听了全过程——那就是粟裕。他没有走上台前，更没有刻意亮相，只是在确认一切顺利后，悄然离开，返回指挥部。多年之后，他无意间向身边同志提起，大家才知道，他曾亲眼见证了这场受降仪式。

高邮一役，新四军共毙伤日军千余人、俘虏近九百人，伪军伤亡五千余人、俘虏三千五百多人，缴获各种火炮数十门、枪支四千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一战创造了在一个县城歼敌数量的纪录，被公认为华中战场对日作战的收官之战。

更重要的是，高邮的解放，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几块解放区连成一片，挫败了国民党军依托运河北上的企图，为半年后苏中“七战七捷”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刚刚从皖南事变阴影中走出的新四军来说，这也是一场提气之战。

战后不久，高邮修建了“受降处”纪念设施。1955年，当地在维修旧址时，在旧司令部墙缝里发现的那个小铁盒，引出了战火间隙那一缕细微的人性呼唤——“放下武器，回乡再看樱花”。这几行字并没有改变战场结局，却记录下一个时代的复杂影子：侵略者必须为罪行付出代价，而普通士兵也渴望回到家园。

从那场冬夜的总攻算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算在军事意义上真正画上句号。高邮战役既是对侵略者的最后一次痛击，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华中解放区巩固拓展的重要一步。许多年后再回望，人们更能体会粟裕当年那句“高邮虽小，关乎全局”的分量。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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