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1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第6旅发生了严重的叛变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三位团级干部——耿蕴斋、吴信容和刘子仁——带领部队叛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月下旬，第6旅17团在团长刘子仁和政委蔡永的指挥下，夜袭了永砀公路上的薛湖日伪军据点。虽然歼灭了大部分敌军，但由于两个炮楼未能攻克，天色已亮，只好决定撤退。战后，三个营分散休整，准备再次出击。但意外的叛变事件发生了。

自10月起，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四纵队主力正在淮北与日军作战，而永城北部却没有主力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第92军军长李仙洲暗中策动了耿蕴斋、刘子仁和吴信容的叛变。耿蕴斋原是肖县国民党区长，抗战爆发后，他曾组织起一支队伍，后被编入新四军，任第六支队三总队长。1940年8月，他被调任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但由于他觉得自己职位下降，心生不满，便带着警卫连离开了司令部，回到肖县与吴信容一起活动。吴信容原为第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1940年夏，旅长潭友林调回延安后，吴信容认为自己应该升任旅长，但组织却安排饶子健担任旅长，吴信容对此感到不满，便与耿蕴斋频繁接触，甚至不听指挥，私自带兵活动。为了处理这一情况，四纵队派出了边区党委书记、6旅政委吴芝圃去做他们的工作。原计划是争取他们回归，但若不行，则依靠17团团长刘子仁把他们扣留。然而，没想到刘子仁早已心生叛意，暗中支持耿、吴，甚至将团直属机关和部分部队调到自己家乡永城东北的姜楼、王楼一带，与耿、吴保持联系。

当刘子仁接到关于解决耿、吴问题的命令后，他表面上表示执行，私下却秘密通知了耿、吴，并在12月9日与他们在自己家中商议叛变的具体步骤。12月10日，吴芝圃带领8人按原计划抵达17团驻地，准备与耿、吴见面并进行劝说。然而，刘子仁提前派人给耿、吴送去了请柬，并附上一封密信，警告他们吴芝圃将会设局害他们，并劝他们不要前往。与此同时，刘子仁还两次暗中与耿、吴策划叛变的细节。

11日午夜，刘子仁开始逮捕所有党员和红军干部，包括17团的政委王静敏和蔡永。12月11日上午，当吴芝圃等人等候耿、吴时，却迟迟未见人影。担心发生意外，吴芝圃派地委书记李祖明前去了解情况。李祖明到达后被耿、吴扣留，直到半夜才逃脱，并急忙报告给吴芝圃。此时，耿蕴斋和吴信容已经将吴芝圃的干部全部关押，骑兵部队正朝着驻地赶来。为了挽回局势，吴芝圃决定亲自去与耿、吴面对面交涉。面对吴芝圃的威望，耿、吴并未立即动手。吴芝圃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后还是被软禁了。

事件发生后，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立刻做出决定，提出了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战略。并于13日紧急调动5旅14团和6旅16团，准备包围叛军。经过三天急行军，五旅在滕海清旅长和张太生副旅长的指挥下，终于赶到刘子仁部附近，并与叛军发生激烈战斗，给刘子仁带来沉重打击。然而，最终耿蕴斋、刘子仁和吴信容还是叛变投降了国民党。投降后，他们并未得到重用，刘子仁和吴信容后来投靠了日军。1942年，吴信容因病去世。耿蕴斋被国民党任命为苏鲁豫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但并没有兵权，最终沦为闲职。抗战胜利后，刘子仁被国民党收编，担任新编54师师长。解放战争爆发后，耿蕴斋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感失望，决定逃离，前往解放区悔过自新。1951年，耿蕴斋被人民政府羁押，不久后释放，回到家乡务农。但他的子女中有多人参加了革命，镇反运动中，耿蕴斋当年的罪行未被追究。1962年，耿蕴斋病逝。

刘子仁叛变后，虽然投靠了国民党，但始终没有得到重用，长期只是少将师长。1949年冬，他在国民党溃败后逃往四川，改名换姓，并在巴中宣布起义。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刘子仁被查出罪行，并在河南商丘地区被处决。1960年12月，按照对起义将领的宽大政策，刘子仁被河南省高级法院撤销了原判，并获得平反。 在刘子仁叛变事件中，徐春阳中将是17团2营的政治干部，事变发生时，他和其他干部一同被刘子仁关押。经过艰难的努力，他们强行打死看守哨兵，夺取机枪后突围成功，并向6旅旅部报告了这一事变。然而，在突围中，七位干部壮烈牺牲。80年代，徐春阳中将回到当年牺牲的地方，回忆起刘子仁的叛变事件时，感慨万千。他表示：尽管我们党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有‘既往不咎’的政策，但刘子仁作为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团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策应敌军进攻，带兵叛变，随后与敌军作战，破坏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捕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罪大恶极，罪有应得。徐春阳还指出，刘子仁的微功无法抵消其重大罪行，虽然他起义后获得宽大，但永远不能被称为革命烈士。 该事件在陈冠任的《解放军十大元帅》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该书曾成为畅销书之一，并多次登上中国军事畅销书榜单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