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提到国军在大陆所做的那些事，总会有人急忙跳出来把中央军摘除，极力辩解说蒋公的嫡系部队是多么的严以律己，刚正不阿，并且强调中央军的将士是爱民模范。至于那些不好的事情，统统是杂牌部队做的，和蒋公的嫡系部队毫无关系……我们先来看看蒋公最亲近的爱将，汤恩伯部队的军纪如何：

汤恩伯是蒋公的嫡系人物，1928年便投靠蒋公，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大队长。1930年，他就升任教导第一旅的旅长，接着在1931年成为师长，职务晋升的速度堪比火箭。这一切使他成为蒋公嫡系中的嫡系，按理说，这支部队的军纪应该非常严格。毕竟，汤恩伯从未在军阀部队中受到污染，而且仕途顺利，精力充沛。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汤恩伯的部队却纪律松散，问题严重。1934年1月，汤恩伯率领的第89师进驻福州，成功扑灭了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这场没有激烈战斗的国内作战，本应容易保持良好的军纪。但恰恰相反，汤恩伯部队的军纪败坏，甚至连蒋公也不得不亲自出手处理。2月20日，蒋公发出手令，点名批评驻福州的部队，特别指出他们在杭州的驻军管理尤为糟糕，要求立即整顿军纪。

尽管蒋公严厉批评，但汤恩伯毕竟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军纪问题对蒋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小问题，因此汤恩伯很快又得到了升职，担任了剿匪东路军的纵队司令，指挥下属四个师。四个师的师长全是蒋公的亲信，部队的嫡系色彩非常浓厚。然而，纪律问题并未因此得到改进。1934年5月22日，蒋公再次发出手令，严厉批评东路军的军纪问题，特别是冷欣和王仲廉的部队，军风败坏，甚至直言：你们这么做下去，不仅会受到纪律制裁，还会死在敌人的手里。但即便如此，这些官兵仍然不为所动，继续肆意作乱。

然而，蒋公的批评对这些部队并未产生太大影响。事实上，他们并不畏惧党国的纪律，部队的高官们继续升职，最后他们都成功逃过了解放军的制裁，最后也都顺利迁往台湾。蒋公对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以及红军的敌人显然容忍更多一些，在某些人眼里，中央军在敌人控制区的放纵似乎只是一种附带损失，甚至认为活该，谁叫你们反对蒋公。

然而，蒋公对中央军在自己地盘上的纪律松弛却始终无法容忍。1932年，蒋鼎文率领的中央军退回浙江休整。这本是蒋公的基本盘，浙江更是蒋公的家乡。但蒋鼎文的部队却在蒋公的故乡作出了极其恶劣的行为，强奸、抢掠几乎蔓延整个地区。到4月初，蒋公家乡的妇女几乎全都遭受了暴行，医院里挤满了因中央军暴行受伤的妇女。

蒋公对此十分震怒，立即下令整顿。令中，他用极其严厉的话语指出：你家妻子和女儿也许能忍受，但你能接受这一切吗？尽管如此，蒋鼎文等人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继续享受着特权，甚至许多人还通过吃空饷、贪污等手段迅速致富。蒋公在手令中愤怒地写道：你们不死于军法，也必死于自杀！但最终，蒋鼎文和他的部队依然逍遥法外。

随着汤恩伯的进一步晋升，到1940年，他已经成为31集团军的司令员。随着职位的提升，汤恩伯部下的纪律问题也愈发严重。陈诚作为国军中以纪律著称的将领，不得不出面写信提醒汤恩伯，指出他的部队纪律问题严重，军纪远不如从前。陈诚在信中十分谨慎，甚至修改了好几次稿件，尽量不给汤恩伯造成不适。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纪律问题，陈诚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军纪的崩溃依旧无法阻挡。

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之前，汤恩伯已经担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同僚蒋鼎文更是因内部斗争和军纪问题，带领着一支纪律散漫的队伍。第一战区的部队甚至开始利用军车走私，士兵们反而因缺乏弹药和粮食而四处抢劫民众。战败后，中央军的部分部队更是公然抢掠，连地方政府也难逃厄运。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

甚至在抗战的最后阶段，汤恩伯的部队依然没能遏制住他们的暴行，沿途的军队不断进行抢劫、强奸等行为，许多民众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蒋公对此深感失望，但这并未改变这些高官的命运，他们的仕途仍然一片光明。直至1949年，国军的纪律几乎完全崩溃，南京的官员开始质疑是否自己也成为了匪，国军在纪律和战斗力上的丧失，最终导致了国军的溃败。

战争的结局，国军高层及其部队中的腐化、无视纪律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对于蒋公来说，尽管他不断发布手令，要求整顿军纪，但最终却只是纸上谈兵，无法遏制军队的腐败。而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最终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国军的长官和悍将们的历史，不能用抗日来为其罪行抹去，人民的痛苦才是这个历史的最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