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而京师大学堂就是如今许多学子争相报考的北京大学。看似张之洞非常注重教育，然而他却未能教育好自己的孩子，甚至有几个孩子投奔了日本人，其中一位的行为更是令人感到极其不齿。

从小就与众不同的张之洞，不愧为一个有大成就的人。小时候的张之洞，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神童。他五岁便开始上私塾，十三岁时就已经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学习，还学习了一些兵法。他的几位老师都对他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张之洞年轻时学的这些看似无用的书，后来却成为他一生中得以倚仗的重要知识。

十三岁那年，张之洞准备参加考试。然而那时他正随父亲在贵州，若想参加考试，就必须返回老家。为了不耽误考试，张之洞提前出发，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考试前赶回了直隶南皮。但由于途中耽搁，他回到老家时已没有时间休息。

不过，张之洞并不在乎这些困难，他对自己的学问充满信心。尽管年仅十三岁，但他身上有着一种特殊的气质。在乡试中，张之洞随便写了几篇文章，便轻松考中了第一名。对于考中秀才，张之洞并没有过多的激动或炫耀，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两年后，张之洞又去顺天府参加县试，依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势头，未来一定能考中状元。然而，在考中举人之后，张之洞并没有急于参加会试，而是回到家乡，与父亲一起平定叛乱，处理军务。

此后，张之洞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他在家乡娶妻并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而，正当他享受家庭生活时，父亲却突然去世，张之洞只能为父亲守孝三年。这样一来，他已经二十三岁了。三年孝期过后，张之洞决定去参加会试。

虽然张之洞一直忙于处理事务，但他始终对自己充满信心。可当他到北京时才得知，今年的考官居然是他的堂哥张之万。为了避嫌，张之洞只好放弃这一年的考试。回到家乡南皮后，他接到了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朝廷急需人才，明年将举办一次科举考试，也就是开恩科；坏消息是，明年恩科的主考官依然是他的堂哥张之万，他依旧无法参加考试。无奈之下，张之洞只能耐心等待，直到张之万不再担任考官时，才得以参加会试，这时他已是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的张之洞重新回到京城参加考试，一举考中了状元的第三名，也就是探花。尽管时隔多年才再度踏上考场，但张之洞并不紧张，轻松应对便成功考中。如果他能早些参加考试，状元不就成了他的了吗？

张之洞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了成功，他深刻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甲午海战后，张之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并在这个职位上大力推广新式教育，从而为南方培养了大量人才。张之洞的新式教育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作为洋务运动的关键人物，张之洞还在湖广地区大力修建工厂，推广实业。然而，他很快发现，中国缺少的正是能够办实业的人才。于是，张之洞决定将实业教育作为新式教育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培养更多的实业人才，国家才能够得到发展。

随后，张之洞意识到，仅有实业家是不够的，国家要强大，必须从基础的教育抓起。但当时的社会观念中，读书并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很多家庭负担不起教育费用，大多数人把孩子当作增加劳动力的工具。送孩子上学，不仅不能增加劳动力，还需要花费大量的钱，所以一般家庭都难以做到。只有富裕的地主家庭，才有能力让孩子读书。多数农民和佃农无法承受这个负担。

其次，官场环境的腐败也让许多家庭对教育失去信心。如果家里没有关系，孩子即使读书，也很难考中功名。官场中的权力斗争往往让人的努力付之东流。因此，读书变得无用，很多人选择直接投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浪费时间在教育上。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之洞提出了实业教育的理念，解决了读书无用的问题。他认为，传统的读书只能用来科举，而实业教育则能够帮助人们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为了解决贫困家庭无法负担教育费用的问题，张之洞还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学堂，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

其中包括自强学堂，即今天的武汉大学；农务学堂，如今的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工艺学堂，现为武汉科技大学；以及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即今天的南京大学。张之洞希望通过这些学堂，为清政府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然而，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张之洞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教师资源的匮乏。没有教师，学校的教育也无法进行。因此，张之洞将师范教育作为重点，与实业教育和国民教育并列，成为他推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张之洞如此重视教育，然而，他却忽视了自己孩子的教育。

张之洞在六十三岁时，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张仁蠡。张之洞为他取名张仁蠡，并将他送进了京师大学堂。然而，张仁蠡却没有将学问学到脑子里，而是将书本知识学到胃里，最终却投身于为日本人效力的行列。尽管张之洞自己也曾与外国势力有过某些合作，但他至少没有亲自投靠日本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意识到中国面积广阔，直接占领太困难。于是他们决定慢慢蚕食，从冀东开始。日本人并没有直接派兵，而是通过殷汝耕等亲日派人物来达到目的。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是一个亲日派人物，当时担任冀东地区的专员。冀东地区分为蓟密和滦榆两个部分，殷汝耕控制蓟密地区，陶尚铭则控制另一部分。陶尚铭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最终被殷汝耕和日本人联合赶走。殷汝耕接管了他的职务，并在日本的支持下宣布冀东自治，实际上投靠了日本。

此时，张仁蠡正为殷汝耕工作。1937年，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殷汝耕的靠山也不再有用了，张仁蠡失去了依靠。随后，他的哥哥张仁乐将他推荐到了武汉，在那里继续为日本人效力。后来，张仁蠡逃回天津，成为了天津市长，并最终投靠了汪精卫的伪政权。

日本投降后，张仁蠡被捕，并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最终在1951年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