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综合国力强盛、社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和对外贸易繁荣，在当代的国际格局中占据着颇为有利的位置，吸引着众多域外人士涉远而来，因此，唐朝境内活动着或生活着不少胡人，他们中间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也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从更遥远的的波斯、大秦赶来的祆教、摩尼教和景教教士，甚至还有留学和入质来华者[1]。不知其数的来华胡人或随商队、使团进入大都市或商贸中心城镇，或以移民聚落形式徙居于丝路沿线，他们的活动遍及唐朝社会的各个方面，有跻身于上层社会封官授爵者、赐宅受禄者，也有从事商贸活动者经营珠宝者、从事饮食者、贩卖香药者、开旅馆或饭馆酒肆者、放高利贷者，还有服务于显贵豪绅家中的侍从与奴婢，以及混迹于街头巷尾公共场所，如饭铺、酒肆的歌舞伎。这些来源纷杂、形形色色的胡人构成了唐朝社会中颇引人注目的群体，也成为今人探寻的神秘领域。截止目前，学界对于胡人的研究多见于对唐人小说、诗歌或笔记的研究，如陈寅恪、王青、滕桂华，因为唐人小说、诗歌等文献资料中出现很多胡人形象。

与记载胡人的文献资料十分庞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却较少见于考古发掘的实物或图像资料中。目前考古资料所见的胡人形象主要出现在陪葬陶俑、各类材质器物上，如金银器、玉器、骨器、绘画、壁画、石线刻画等。本文主要探讨唐墓壁画上的胡人形象及其在唐朝的大致生活情况。

一、唐墓壁画上胡人形象类别

笔者根据考古资料将唐墓壁画上所见的胡人形象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1、蕃将与文职官员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时，唐朝政府按照自己的统治需要实行着灵活多变的“华夷有序”、“怀柔远交”的外交政策，鼓励那些唐朝统治所需人才入仕朝廷，或按照时事需要将胡人将领或文职官员纳入唐朝官秩中(图一)。据韩香统计，文献资料和碑铭墓志记载的胡人约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蕃将，也有一部分文职官员。

他们多为中亚诸国的王族成员到长安入侍为质者及其后裔和一部分慕义归化者，他们成为唐代长安胡人集团之中的上层人物，得到唐政府的册封，享受赐宅供禄的优厚待遇，世代入仕于唐，以致于唐太宗的文武官员中三分之一有胡人血统，尤以突厥官员多。史载仅一次入居长安的突厥人就近万家，其中有部分进入政府各部门任职[2]。

天宝元年(742)突厥贵族及随众五千人迁入中原。据《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记载，高宗时期安国人安咄汗及其子附国在贞观初率五千部下投降唐朝，而波斯王子泥涅师子从长安统领回国的部属就有数千人。德宗时期，中亚胡客有四千人久居长安达四十多年。而乾陵前61蕃将雕像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服务于唐朝政府外籍官员的风采。这些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有长孙无忌、于志宁、尉迟敬德、契苾何力、阿史那杜尔、阿史那忠、黑齿常之、哥舒翰、米继芬、安兴贵家族。玄宗时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鲜于挺誨亦是如此。晚唐时期当朝六位宰相中，就有五位出身胡人。

此外，这类人中还包括寻求政治避难的王族或贵族。如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伊嗣侯与阿拉伯交战被杀后，其子卑路斯败逃至吐火罗。唐显宗六年(661年)向唐朝求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设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不久为阿拉伯人所灭。

此后，卑路斯率属众入长安开始了流亡生活，授武卫将军。仪凤二年(677年)，卑路斯奏请在礼泉坊设祆教寺，很可能由于礼泉坊是伊朗及祆教贵族集中居住于此。萨珊王朝时代豪族苏谅家族(其先祖曾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引打败克拉苏统率的罗马军队而立下赫赫战功，世代在锡斯坦和赖夷一带享有领地)也可能包括在内。

2、使臣或朝贡者

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联系，每年大批外国客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使节往来于长安，负责接待外国使臣也成为政府外交部门——鸿胪寺一项重要工作，每年接待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贡使。

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西壁上的《客使图》被认为就是唐朝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来使的场景(图二)。尽管这些外国人的族属和国籍众说纷纭，但外来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左边客使图：右上第一人戴翻沿尖顶皮帽，着圆领灰大氅。第二人戴才插有两根鸟羽的羽冠，着大红领白长袍，下着黄靴。第三人光头，浓眉高鼻，高颧骨，鹰钩鼻，络腮鬍鬚，穿红翻领蓝袍，着黑靴。有人认为他们分别是来自东北的靺鞨、高句丽和大食的使节。右边客使图中第一人形体高大，高鼻深目、络腮胡须，身穿大翻领灰色长袍，内着窄袖红色衬衣，腰束带，脚瞪翘尖靴子。第二人束发于脑后，着圆领窄袖红长袍，额部、面颊、鼻梁和下颚均涂有显著的朱色。第三人着圆领窄袖黄长袍，蓄短发梳于脑后，腰间系短刀。

两幅画面上人物组合关系为“礼官胡人”式客使图，它是中国古代图像艺术的传统表达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江苏徐州铜山洪楼画像石上的墓主会见胡人的场面。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山东青州北齐傅家画像、以及阎立本的《步辇图》都是以相同的布局方式描绘中国古代皇帝或贵族会见胡人的场面。

来唐使臣或朝贡使中有些羡慕唐朝的繁荣与富足而久留不归。据《新唐书王锷传》“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皆仰鸿胪[寺]礼宾[院]，月四方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及德宗任王锷为鸿胪少卿，王锷奏议将“名王”以下4000人，畜马2000人，停止供给。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以长署牙将，岁有五十万缗。”据《资治通鉴唐纪》载“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

这一部分人中应该还有人质。羁縻制度的实行使得中亚诸国纷纷派遣干族成员作为质子来中原入充侍卫，特别是8世纪后，随着阿拉伯人势力不断向中亚推进，来华的质子数量增加，他们受到唐朝的优待，有的封官加爵，很多人长留不返。有不少著名人物还出现在史料中，如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志中讲述李素“祖父李益初自天宝年间(742—756)奉波斯王命来唐出使，因纳质子，宿卫长安”，米继芬墓志中其父以王子作质身份来长安，米继芬继续以质子身份留居长安，受唐封官加爵等。

3、胡商

自从丝路开通后，胡商与骆驼便成为人们对域外事物的符号与象征，“胡商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应而宅者，不可胜数”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景。

胡商的足迹随着丝路交通路线延伸至中国内陆腹地，如1971年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傅家一座北齐武平四年墓(573年)画像砖上描绘了胡人献宝图，或商谈图，深目高鼻，身穿连珠纹长袍，与河南安阳石棺床上的粟特人服饰相同。山西虞弘墓石椁上亦有类似的跪胡进献贡品的场景。身为鱼国人的虞弘任职北周检校萨宝府萨宝，与入华经商的外国人，特别是粟特人交往甚密。

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吸引大批胡商东来，胡商的足迹遍布丝路沿线城镇，特别是善商的粟特人，即所谓“兴胡之旅，岁月相继。”(《旧唐书》卷94《崔融传》)有的“欲将家口入京师”。寓居于唐境的胡商多集中在京城及丝路沿线城镇。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宰相李泌上书云“胡客留长安者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欲不归。”(《资治通鉴》卷232德宗贞元年条)于是李泌命加检括，共检出4000余人来，可见人数之多。

胡商活跃于各行各业，特别是珠宝和餐饮业，如《太平广记原化记鬻饼胡》中鬻饼胡本是西域某国大富豪，因战乱逃至长安城，以鬻饼为生。安史之乱后，很多中亚昭武九姓胡人常冒充回鹘之名来内地经商。《唐书裴矩传》评价“盖突厥回鹘皆信用九姓胡，胡人素操商业，性嗜利。”

代宗时，“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商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娶妻妾”，唐不得已而禁之。昌庆志《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集中地讨论了胡商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影响[3]。

4、宗教人士

唐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都出现在唐境，特别是佛教凭借数百年的传播史，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唐代佛教兴盛，佛寺林立，前来弘法的印度或西域高僧及信徒多不胜数，外来佛僧甚至与宫廷建立了密切关系，如“天竺三大士”（不空、金刚善、善无畏）、菩提流志、何国人释僧伽、康国人释法藏、吐火罗人释弥陀山等佛教高僧。

据考证，唐朝有名姓可考的佛教胡僧约42人，国名具体者34人，其中天竺僧人30人。以玄宗朝(721—751)为界，前期(618—711)约20人，占总数的50%，玄宗时只有7人，占16.7%，安史之乱至唐末（752—907)来唐者14人，占33.3%。临滝庆山寺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佛祖舍利精室壁画上的佛教高僧即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图三，1)，正在观看乐舞表演。

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维摩诘也是胡人形象(图三，2)，与唐诗的有关描述相对应。如贯休《山居诗二十首》第十八“白衣居士深深说，青眼胡僧远远传。”“儒门弟子应难识，碧眼胡僧笑点头。”岑参《赠太白胡僧歌并序》“太白中峰绝顶，有胡僧，不知几百岁，眉长数寸，身不制缯帛，衣以草叶，恒持《楞伽经》，云壁回绝，人迹罕到。”

祆教徒也是纳入政府管理体制的、人数众多的宗教团体，以萨宝为统领，过着相对封闭的宗教社团生活。但壁画中反映的祆教元素尚不为人识。

5、译语人

唐朝与周边300多个国家或地区有联系，因此，外事活动频繁，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壁画中有关胡人的形象直接或间接与译语有关。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就设有专职翻译，中书省也因有大量文书及译语，设“翻书译语”。《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记载中书省“翻书译语十人，”《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掌受四方朝贡及通表疏的中书省“翻书译语十人”、“俸禄一同京官”。其中有不少粟特人，如曾长期在长安做官，死后葬于固原的“史国王之苗裔”史诃耽即担任“直中书省，翻译朝会”高级译语人长达40余年。

《全唐文》卷七零一载李德裕《论译语人状》中回鹘人(另一说为石国人)石佛庆即是鸿胪寺的译语人，代表唐朝出使西域的中书译语揖怛然纥也是西域人。吐鲁番阿斯塔那188号墓、210号墓出土的《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千收领马价抄》、《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辨辞为领军资练事》等也都是译语人。韩香认为善商的粟特人控着丝路贸易，粟特语也就成为丝路上不同民族交往时的混合语，故丝路沿线诸镇，均有麟人充当译语人，两京地区更是如此[4]。此外，在唐朝的一些胡人大多能说双语，有些甚至通晓多种语言，如“解九蕃语”的安禄山，“通六蕃译”的史思明等。

6、胡人马伕

又称胡控。唐墓出土的数量惊人的马说明唐人对马的喜爱程度之深。中国古代惯以胡人为朝廷养马官，如牧监正，他们驯养的西域良马补充到唐朝军队和皇室贵胄扈从中间，马匹的日常料理也多雇佣善马的胡人，因此，唐朝社会对胡人马伕的需求量颇大。

据宁夏固原北朝粟特贵族史道德、史铁棒等人（先祖来自在今撒马尔罕东不远的史国)墓志记载，他们生前曾为朝廷养马，并因此加官进爵，世袭罔替。唐墓壁画中狩猎、出行等宏大场面中应有一些胡人马伕，目前发现的胡人马伕主要见于永泰公主墓（701年）东西墓道戟架前各有一匹辔齐全的骏马和2名胡人控者（图四，1)、李寿墓墓道骑马出行队列中第四组之首有一牵着高头大马的深目高鼻胡人(图四，2)、韦君墓第过洞有两匹鞍马与两个胡控、单峰驼匹和胡控一名。

此外，河南洛阳唐墓亦发现有胡人马伕，如2005年发掘的唐氏墓(M49)墓道东壁牵骆驼图中即有一牵骆驼行走的胡人。胡人身材矮小，头裹笼帽，络腮胡，浓眉高鼻朱唇、身穿翻领长袍、腰束带，脚穿黑鞋，左手蜷缩身侧，右手置于胸部，身后骆驼头部漫漶不清。西壁第三幅也是湖人牵骆驼图。胡人头戴尖顶帽，络腮胡，浓眉小眼鹰鼻，张嘴，朱唇，身穿翻领束腰短袍，穿长简靴，左手牵骆驼，右手拿鞭。应是典型胡人马夫形象。

7、胡人驼伕

也称胡控。考古所见的胡人多与骆驼组合在一起之路上无数奔波胡商的生动写照，即“胡儿制胳驼”。多见于陶俑中来往于丝路上的胡商具体有多少已无法考证，但史书中“不绝于缕”、“奔走相望”等描述反映胡商的人数之多。据《周书》卷五十《吐谷浑》载吐谷浑一次出使北齐的胡商就有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但壁画上出现的牵驻胡人形象为数不多，如李凤墓（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第二天井和第三过洞东壁为连续的牵蛇出行图，表现的是一个由胡人牵引的驼队。胡人左手拉缰牵驼前行（图五，1)。第二幅绘一驼一人，昂首南行（图五，2)。类似造型的胡人驼夫见于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隋代织锦上的牵驼图中。该驼夫深目高鼻，八字胡须，戴翻沿帽，穿白色交襟长袍，束带，脚蹬筒靴，为典型的胡人形象。陶俑中有不少胡人牵驼、骑驼俑，在壁画中也有相对应的形象。

8、胡人御手（车夫）

壁画中出现的牛车（犊车）被学者认为是西域典型的交通工具，来自西北地区回纥部的高车族，供墓主夫人乘坐（按照《旧唐书舆服志》犊车适用于命妇及品官），车夫的外形也是胡人形象，如阿史那忠墓墓道西壁牛车出行图中表现的车夫即带有回纥人的体貌特征（图六，1)。而阿史那忠墓志记载的阿史那忠本人就是在唐朝做官的回纥人，壁画内容带有某些本民族的生活特征亦在情之中。

李震墓（660年）墓道西壁牛车出行图中的车夫则是一虬发御者，外形特征与陶俑中的昆仑奴一致（图六，2)。相仿造型的胡人车夫还见于韦君墓墓室第二天井牛车图中，该御者也是赤裸上身，头发卷曲蓬乱。礼泉县新城长公主墓（663年）墓道西壁犊车图中牛左右两侧各有一黑色卷发，深目高鼻红唇胡人，耳垂圆形大耳环，身穿红褐色圆领紧袖长袍，腰束黑带，脚蹬黑高腰靴子，“两人均为昆仑奴形象。”[5]

9、乐手、歌者、舞者

胡人群体中数量较多者，活动空间很广，上至宫廷或达官显贵府邸，下至街头巷闾庙宇广场等，都可以看到他们演歌奏舞的身影。他们中间又分为乐器演奏者、舞者、百戏幻戏表演者，前者如善弹琵琶的曹氏家族成员、善吹筚篥的安万善家族、善舞的安叱奴和安辔新家族，著名乐师米嘉荣、米和家族等。他们多为教坊、梨园中人，主要为宫廷即上层贵族服务，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的胡笳演奏者、李白《猛虎行》“胡雏绿眼吹玉笛”、李贺《龙夜吟》中的横笛演奏者。

白居易诗中的曹氏琵琶手。舞者主要有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狮子舞等西域乐舞者，特别唐诗中有甜润歌声和迷人舞姿的、金发碧眼的西域歌舞伎。苏思勖墓（745年）乐舞图中的胡腾舞者和乐队指挥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图七，1)。也与宁夏盐池唐墓石墓门上、碑林石刻上的舞者形象相似。歌舞图中两伴唱者、乐手亦是胡人形象。

李勣墓的乐舞壁画堪与之媲美。康居、石国的胡旋、胡腾舞者。咸阳底张湾张去逸墓壁画上的胡人男伎乐。八字眉，高鼻，凸颧骨，虬髯。戴头，穿长袍，腰束带，席地跽坐，双手按持长笛，耸肩，瞪眼卖劲地吹奏，神情活现，极富感染力(图七2)。这个群体来到唐朝的途径各不相同，有随商队流动进入者、有通过奴隶买卖如表演胡腾舞的男女童。还有作为西域各国作为礼物赠送、胡旋女，幻人，地位低，几同于奴隶。

10、侍从或奴仆

有高级侍卫或随从，如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中的胡人骑手、西安碑林中唐代书法家欧阳通写的《道因法师碑》碑座上也刻有描写正牵犬备马随官员出猎的西域人随从，其域外特征非常明显；也有侍奉日常生活的奴婢，如咸阳底张湾薛氏墓（710年）墓室东壁的穿灰衣留中分短发的端馈男侍和束发于脑后的红衣端盆男侍、李贤墓的当值门吏、薛氏墓和韦涧墓的抱胡瓶男侍等(图八）。

11、驯兽（禽）师

懿德太子墓中驯豹图中，四名深目高鼻的胡人驯豹手，要插驯兽工具铁挝，一人牵一豹。由于唐代宫廷和高级贵族间流行狩猎，对外国驯豹师的需求也增加。辽宁博物馆藏唐代韩幹画的《神骏图》中即有一双手持鹰的高鼻虬髯胡人鹰奴，愁眉不展，仿佛被鹰爪所痛。

12、其他

如工匠。齐东方认为“唐代金银器制造中有外来工匠的参与，直到唐玄宗时期，位于安南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官员还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波斯人不仅带来自己的产品，还在中国制作。白玉、水晶八曲长杯的作者也可能是来华的波斯和粟特工匠。”[6]观光客、留学生、留学僧等。《太平广记陆顒篇》中胡人自称“吾南越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痒，将观太学、文物之光。

二、胡人在唐生活概说

与数量庞大的汉人葬俑或图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唐墓壁画上的胡人数量非常少，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这些场景大抵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或是墓主人希望将现世生活继续至来世，胡人也是其中部分。而文献资料记载的胡人却是随处可见，那么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

由于史料缺失，我们无法复原任何一个胡人的全部生活情况，但毋庸置疑，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在进入唐朝后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烦恼与困惑、痛苦与挣扎，然后逐渐熟悉、接受当地生活习俗，并慢慢融入当地社会中，对当地的社会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并在促进外经贸繁荣、上层生活奢侈化、大众娱乐多元化、外来宗教信本地化、人口结构复杂化，乃至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科学技术、文化心理、宗教哲学的丰富化方面等都有一定贡献。

总体而言，胡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当地社会是醒目而特别的，吸引他们冒险远涉而来并留居于此的原因肯定是唐朝国力强盛、宗教自由、文化繁荣、统治者胸襟开阔而带来的安全感、自由感和发展潜力，因此，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权利，分享着大唐帝国繁荣富足的福祉。

例如在宗教上，由于唐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很多在本国受迫害的宗教或教士却在大唐自由地信仰、传播自己的宗教，如佛教徒、祆教徒，景教徒和摩尼教徒等。他们都有以宗教机构为中心的文化区，如礼泉坊的祆教区、遍布长安及周边地区的佛寺等。特别是人数众多的昭武九姓粟特人。

据《安万通墓志》、《米继芬墓志》、《康元敬墓志》、《隋突姿摩诃墓志》、《唐阿达墓志》记载，墓主本人或祖父辈人都曾担任抚教萨宝职位。在生活习俗上，有的胡人仍延续着原有的传统习惯，如彭树智先生认为萨珊贵族苏谅一家即使在流亡其间仍保持着祆教文化，如母语、宗教信仰、历法纪年和近亲婚配的内婚制，但又出现不同程度的汉化倾向，如语言、葬式葬仪等[7]。

因此，胡人在唐朝还是被肯定的、被接纳的，很多史料都有记载，如《旧唐书》、《新唐书》中记载的胡人妙手回春的医术、杰出的音乐才华、高超的匠术、独特的服饰和化妆方法等。《洛阳珈蓝记》以文学手法描述了胡人博学者、术士和僧人，如安世高、康僧会等的超人才华。

《宣室志》、《太平广记》、《广异记》中记载了一些汉人不识的文字或不懂之经籍，应是西域祆教、摩尼教或佛教典籍。而文学作品也将胡人女性描写为纤丽多情、聪明勇敢、无比忠贞的奇女子，如沈既济《任氏传》、张读《宣室志》中的胡女都是“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贞妇，她们所擅长的歌舞令观者如痴如醉。

但在具有数千年儒教传统和华夷之分的唐朝大地上，在汉人优越的主人翁意识中，仍对胡人表现出整体的贬低、怀疑、歧视与排斥。唐墓壁画中的胡人形象尽管活灵活现，但在空间布局、主次位置、神情姿态上都表现出谦卑与低微，如《客使图》中的胡人使节在气宇轩昂的唐朝外交官面前的卑微神态、马夫驻夫男侍小心翼翼的眼神与动作。而史料中也反映出唐朝社会在很多方面对胡人都有偏见与歧视。

首先，胡人的体味。对胡人生存形态较早关注的陈寅恪先生认为令中国人厌恶的狐臭最早应为胡臭，专指西域胡人之体气，“由两胡种人儿得名”。因此，自汉魏以降，汉人知识阶层普遍采用以“狐”代“胡”的歧视性称呼，如《搜神记》称胡博士为“老狐”；刘宋时期刘敬叔的《异苑》中“体有臊气”“时人咸谓狐也”的广陵人胡道洽：《太平广记》卷242引《辨疑志》中被怀疑为野狐的唐初胡姓女子以及她所在胡店中的胡人；《太平广记》卷248引《启颜录》被笑骂为匈狐的隋代三藏法师（父本胡商）；《新唐书哥舒翰传》载安禄山对哥舒翰用“狐向窟嗥不详”来讥讽自己而勃然大怒。

更有趣的是《广异记》记载的唐朝谚语“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醜”则是对西胡汉化程度的纪实性描述。王青在《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一文中指出“狐”在古语言中常常作为对胡人歧视性称呼，早期一部分狐怪故事反映的是文化偏见下的西域胡人形象，以及西域胡人的生理特征、文化习俗、技能特长与生活际遇[8]。

其次，胡人的形象。胡人大异于华人的长相一直不被汉人接受。对于胡人奇特的外貌。“紫髯绿眼”、李白《上云乐》中康老和胡雏“碧玉炅炅（光明）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李端《胡腾歌》“肌肤如玉鼻如锥”。

各种志怪故事中的男性胡怪常为佩戴香囊、惧怕狗的老者，显然与西域胡人多须髯、面向苍老、且从事香料生意有关。《云溪友议》卷七载路岩戏谴地夸大胡女的外貌特征。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女子》描述了辗转至唐桂林寄居的胡人女子相貌不堪，“自道风流不可攀，却堪獲额更额颜。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9]孙机先生认为主因在于胡女本身。“其实胡人女子中之酒家胡姬，在唐代风头正健。李白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太白集》卷三，卷十八）；均反映出偕胡姬置酒饮谴之状。”“红粉浮浪，诗句轻薄；再考虑其祆教之‘恶俗，的背景，则胡姬在当事人眼中一般不被视作良家妇女。……因此在唐代上层人士用于葬礼的陶俑中没有她们的位置，出土文物中迄今尚未发现可以被确认的女胡俑。

唐代男胡俑的面目剽悍，有的接近狰狞，胡女的面型大约也不尽符合唐人的审美习惯。这时如对时人说‘子貌类胡，绝不是一句恭维话。‘如花，云云，不过是吟咏时即兴遣辞而已。更由于在社会心理上把她们定格为风尘冶艳之尤，遂使之难以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10]女性在唐朝社会的生活状况，请参看拙作《考古资料所见唐代胡人女性形象》，本文将胡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11]。

再次，胡人的职业。除了蕃将、流亡贵族、高僧和使臣等外，其他胡人多活动于服务行业，例如，护卫、奴婢、马夫驼夫、走徒贩夫、歌舞伎，还有在胡人酒家“笑春风”的胡姬。胡人强壮的体魄和怪异的相貌也使得他们成为唐人冥间的守护、镇墓的武士。如惠庄太子石墓门门扉各刻一颧骨突起，深目阔鼻的胡人形象。

1994年靖边县统万城遗址东侧出土彩色贴金浮雕墓门（靖边县文管所藏）左右门扉上用彩绘贴金减地浮雕技法各刻一持三叉戟的胡人武士。他们头发为稍有卷曲的棕红色，浓眉大眼，深目高鼻，耳垂耳环状饰物。2002年西安市杨凌区出土的李无亏石墓门门扉中间刻一对手持三叉戟或弯刀的胡人形象，所持兵器及头饰反映出浓厚的胡人特征[12]。

第四，胡人的地位。胡人社会地位远不如同等级的汉人，尽管唐人有宽阔的胸襟，尽管宫廷中有胡人官员。胡人仍没有享受到汉人那样的绝对主人翁的优越感。《广异记》中记载胡人诉讼者在强权压制下化狐逃离的故事。王青认为这“反映了胡人或胡族血统的混血儿当时那种惨痛的生存际遇，比起一般老百姓来，他们的人身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对于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各级官吏乃至普通大众往往视为理所当然，并以丑化的方式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一笔抹杀。”[13]

特别是胡族女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附属于男性世界，被转卖、被歧视、被揉躏，有的甚至沦为地位最低的贱民阶层，被所谓维护传统伦理的士人抨击、贬损为淫乱、诱惑、破坏社会秩序、腐蚀王朝大业的有害因素。《魏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于阗都有买卖胡人女子的“女市”或“女肆”。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买婢契即是最直接证据。

自魏晋以后，女奴买卖在中土流行，很多富豪之妾妃都是胡女，如石崇从胡地买得婢女翔凤。能歌善舞者有的被卖入酒肆倚笑卖酒，有的以色娱客，成为流徙士人、知识分子和商客的外遇情人。

第五，胡人的婚姻。胡人婚姻状况大致有族内婚、胡人之间相互通婚和胡汉婚姻。据唐代墓志记载，族内婚，如苏谅和妻马氏皆为波斯人，实行的是近亲婚配的内婚制。胡人之间通婚者为数不少，如石国人石崇俊夫人罗氏为吐火罗人、波斯人景教徒李素妻子是突厥人卑失氏。这种现象也多见于昭武九姓之间，如康国人罗甄夫人康氏(677年卒）、支茂妻康氏（651年卒）、康坎妻曹氏(681年卒）、罗甄生夫人康氏（679年卒）、安师妻康氏(663年卒）、史法善妻康氏（703年卒）、姚子昂妻康氏(781年卒）、史诃耽原配康夫人、史康府君夫人康氏、何文哲后夫人康氏，史国人安神俨妻史氏（680年卒）、安怀妻史氏（693年卒），何国人安菩夫人何氏（704年卒）、何文哲原配夫人、契芯夫人史氏、河东薛君夫人史氏、石忠政之妻何夫人等。

前两种婚姻状况不甚清楚，但胡汉通婚者男女双方都被歧视。如《广异记》记载唐吴郡王苞与一女子结欢，“情好甚笃”，但发现其胡人身份后，与之断绝关系。而唐御史贺兰敬明兄长“为狐所媚”，家人不仅“多焚其物”、嘲笑她，还强迫她到别人家偷漆背金花镜，“为主人家击杀”。唐宋州刺史王璿“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丰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表明胡族血统女子试图融入汉人家庭时所遭遇的屈辱、尴尬与窘迫，也反映出其身份的卑微与低下。不仅与汉人通婚的胡妇受到歧视，他们所生子女受到歧视，甚至汉人丈夫也被同人排斥为“野狐婿”、“患狐媚”。

第六，在整体隔膜的大社会环境下，胡人大都怀有满腔的思乡哀愁。如元稹《小胡笳引》“哀弦已罢春恨长，恨长何如怀我乡。我乡安在长城窟，闻君秦心飘忽。何时窄袖短貂裘，胭脂山下弯明月。”李端《胡腾儿》“丝竹忽尽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李颀《古从军行》“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综上所述，唐朝人对胡人的态度带有盛唐大国的强势话语特征，用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将胡人群体作为“他者”予以审视、评价，并不否认新奇中有惊赞。尽管有人认为唐人怀着开放的胸襟气度和健康心理，对“华夷之辨”传统心理的重新诠释，但“从多数诗中描写所运用的主宾关系看，不论对于胡人多么抱有好感，还是免不了有一种身居中土主人意识的流露。”但是在唐人意识形态的深处，的确早已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阶段，其间偶或有某种胡人进入中原的不满，但文学作品力图在不同民族的差异中寻求“同”，表现出汉文化成熟的一面和汉人对于主流传统文化的自信[14]。

在唐朝开放的文化氛围中，随着唐朝对外来文化和人群的吸收、融合，胡人华化进程加快，胡汉之间隔阂也逐渐缩减，因此，志怪传奇小说中的文化偏见也逐渐减少，唐朝主流社会对胡人的偏见也愈来愈少。

注释

[1]“胡人”概念既含混不清又时常变化。学界观点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讨论的“胡人”泛指与汉人毗邻而居的北方民族和西域各族，以及更西边的中亚人、西亚人，乃至欧洲人，体貌特征多为深目、高鼻、多须。

[2]韩香：《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人文杂志》，2001年第3期。

[3]昌庆志：《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4]韩香：《唐代长安的译语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5]韩伟、张建林主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图版说明4，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6]齐东方：《何家村遗宝与丝绸之路》，《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7]彭树智：《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

[8][13]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9]《全唐诗》卷八百七十。

[10]孙机：《序言》，《丝路胡人外来风一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11]杨瑾：《考古资料所见唐代胡人女性形象》，《文博》2010年第3期。

[12]尹夏清：《陕西靖边出土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14]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一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作者：杨瑾，陕西历史博物馆